周蜜蜜，又名周密密。1953年出生，原籍廣西羅城，1979年來港定居。曾任電台及電視編劇、報刊編輯、雜誌執行總編輯、出版社副總編輯。1980年開始業餘寫作，至今已出版100多本著作，兒童文學作品有《神面小公主》、《兒童院的孩子》、《杜鵑花開了》、《尋龍探險記》、《跳跳和妙妙》、《愛你！愛你！綠寶貝》等，散文集有《蜜語》、《留英風情畫》、《雲影浪跡集》等，小說集有《蜜蜜小說選》、《世紀末雙城記》、《飛越情空》等，學術編著有《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上、下冊）。曾獲市政局中文兒童讀物創作獎、青年文學獎、香港80年代最佳兒童故事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文學組）、中國張天翼童話獎、中國冰心兒童圖書獎等。曾任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副會長，現為兒童文學藝術聯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評審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等。本訪問稿經周蜜蜜女士審閱定稿。
訪問日期：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
蜜：周蜜蜜；何：何紫薇；沈：沈舒
父母薰陶引起寫作興趣
何：蜜蜜女士是如何開始寫作的？你的父親周鋼鳴和母親黃慶雲同是作家，請談談父母對你從事寫作的影響。
蜜：我是由喜歡聽故事開始的，小時候母親在廣州電台講故事，我每天都會透過收音機廣播聽她說故事，那時候我只有一、兩歲。後來，母親給我看許多圖書和雜誌，包括她主編的《新兒童》半月刊，以及國內作家如秦牧、鷗外鷗的作品等。50年代，中國的文學藝術氛圍深受蘇聯影響，我母親在電台亦會講《一朵小紅花》、《七色花》一類的蘇聯童話，記得我小時候常跟父母去看芭蕾舞表演，蘇聯最著名的舞蹈員烏蘭諾娃也曾來演出。那時父親任國內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我經常有機會現場欣賞各類文藝表演，當時我看不懂的京劇、粵劇如梅蘭芳、紅線女的演出也看過。
何：看來蜜蜜女士自小受父母的文化薰陶，影響你後來對文學寫作的興趣。
蜜：是的，但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書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讀小學六年級時，父母被指定要進到幹校，家中沒有大人，連傭人也走了，剩下我們四兄弟姊妹。後來我的外公黃子由來照顧我們，他是從事文史研究的，在廣州越秀山鎮海樓（即五層樓博物館）工作，專門收購古董，他曾經留學日本，並且懂英文，翻譯過很多書。我自小家裏藏書豐富，書房及其他地方都布滿書，但文革期間，我家的書櫃全部被封，我們被禁止取入面的書，有一次我弟弟周樂樂從書櫃中偷了一本《伊索寓言》來看，被人發現後告發到幹校給我父母，結果弟弟被當成罪犯要受罰。我受到此事觸發，文革後期大概是1976年，我創作了第一篇童話發表在《少年報》，題為〈一本書的遭遇〉，故事講述一本原擁有許多讀者的書，被人囚禁在書櫃內，歷經波折後才得解禁，與讀者重遇。
回想文革的日子，我當上知青，被分配到廣州市郊區，少年人要自己興建學校，打泥磚、砍大樹，每天辛苦勞動。想起來是寫作救了我，因為我懂得寫，不久被派去編寫教科書，我編完還要講課，有多間學校的師生來觀課。那時我只有15歲。後來，有的學校領導想留我任教師，但我父母當時被視為走資派黑作家，成分不好，未能通過駐校工人宣傳隊和解放軍宣傳隊的政治審查，因而不許我留在學校教書，要我到廣州市郊的農場，幫手割草餵牛和擠牛奶。我到農場翌日，場長知道我懂得寫作，請我做他的寫手，1971至1975年間，我幫場長寫報告、寫總結，還有負責廣播站的工作，做採訪、撰稿和播音員，又兼做電影放映員，總共做了5年，直至我父母從幹校返回廣州，我才能回到廣州市區的家裏。文革結束後，我進到廣東的作家學習班，開始文學創作，文章發表在《廣州文藝》、《廣州日報》副刊、《少年報》等。
黃慶雲與何紫的交情
何：父親何紫童年時是黃慶雲（雲姊姊）的忠實讀者，長大後有機會親身認識雲姊姊，請蜜蜜女士談談何紫與令堂黃慶雲相識的經過，並憶述你們第一次會面時的印象。[1]
蜜：1978年，我有機會跟母親參加一個作家交流會，是由廣東作家協會主辦，在廣州沙面賓館舉行，全國各地許多作家也來了，記憶中有賈平凹丶王安憶、程乃珊等等。香港作家有何紫、何達、吳其敏、吳羊璧、陶然、潘耀明、黃河浪等等。有些香港作家還趁這次機會，採訪當時文革結束後釋放出來的中國作家，記得到過我母親家訪問的有何紫、何達、潘耀明等，印象最深的，是何紫一進門便高呼「《新兒童》萬歲！」然後聽他說小時候如何愛讀《新兒童》雜誌，我當場很驚訝，一個香港作家竟對我母親昔日主編的刊物如此著迷。
那是第一次見何紫，他很熱情，與我母親一見如故，談得很投契，我雖是後輩，跟何紫亦沒有隔膜，所以我1979年移居香港後，自然很快便再聯繫他。
沈：何紫曾對蜜蜜女士說想在香港為《新兒童》雜誌復刊，後來沒有成事，他卻創辦了山邊社。[2] 蜜蜜女士知道未能成事的原因嗎？
蜜：1980年，我在香港產下孩子，休息過後，打算恢復工作，與何紫傾談間，他表達一直想在香港復辦《新兒童》的念頭，當時他談得興起，說趁我已來香港不如立即行事，還提議即刻打電話到廣州，問我母親的意見，我母親回應說：「先不要急，辦《新兒童》復刊不是那麼容易的，《新兒童》歷史久遠，新讀者對它的反應難預料，你倒不如辦一間兒童書出版社更好。」結果，何紫接受了雲姊姊的意見，1981年成立山邊社。
何：何紫認識雲姊姊後，將自己寫的幾本兒童小說送給她，後來雲姊姊把它介紹給國內的出版社，據蜜蜜女士所知，雲姊姊在扶掖何紫上提供過什麼幫助？你認為雲姊姊對何紫的兒童文學事業有哪些影響？
蜜：母親接過何紫送給她的兒童小說後，真的把它讀完，母親很欣賞，還把它介紹到中國大陸出版，[3] 據知後來決定出版的有四川少兒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和廣東人民出版社。母親又介紹了一些大陸作家給何紫認識，包括冰心、陳伯吹、任溶溶、張秋生等。我母親很早已認識冰心，她年輕讀中山大學時，擔任學生代表，曾接待冰心到她學校演講。母親跟陳伯吹則是老朋友，陳伯吹為香港《文匯報》的兒童周刊、綠島出版社寫的稿，往往會請我幫他發稿到香港，然後請我幫他用稿費在香港買水晶小擺設，後來，陳伯吹用稿費設立了一個「陳伯吹兒童文學園丁獎」，1981年第一屆得獎人是我母親，記得母親領獎時，笑嘻嘻地對陳伯吹說：「不好意思，我得獎了。」情景很有趣。
之後，何紫與國內不少兒童文學作家和出版社有密切的合作交流，母親很鼓勵何紫做兒童書出版，她認為香港缺少專門出版兒童文學的出版社，覺得辦童書出版社比辦兒童雜誌的影響力大得多。何紫的山邊社辦得很成功，我母親亦有著作和翻譯作品交何紫出版，後來母親於1989年退休來港定居，更常與何紫見面。
何：我知道父親曾出版雲姊姊的散文及兒歌精選集《歌聲滿路》，入面還附錄了一篇何紫對《新兒童》半月刊感思的文章。[4] 他亦曾出版雲姊姊編譯的兩本書《天鵝之歌》和《溫妮啤啤》。[5]
開始為兒童寫作的機遇
沈：蜜蜜女士比雲姊姊更早來港定居，請問你來港後從事什麼工作？如何開始為兒童寫作？
蜜：我在1979年隨夫羅海星移居香港。1980年，經一位曾進廣東作協寫作班、之後來港進麗的電視（後改名亞洲電視）任編劇叫黃啟基的朋友介紹下，認識他的主管梁立人，我把我的文章給梁立人看後，他便收我入編劇組工作，我剛進去時每月只有600元底薪，後來兼顧的節目愈來愈多，收入增至每月7000多元。最初我擔任兒童節目《醒目仔時間》的編劇，每集內容都要扣緊校園主題，後來兼做青年人節目《貓頭鷹時間》，又做《下午茶時間》等婦女節目，還做過一個介紹香港製造業的節目名為《香港製造》。我負責資料搜集和編寫劇本，記得有一集採訪不同方式的豆腐製作過程。這份工作令我眼界大開，讓我很快了解到香港的情況。幾年後，因我的丈夫派駐大陸工作，我留在香港，不想繼續電視台那日夜顛倒的工作生涯，1984年我轉職到《文匯報》任副刊編輯，負責「淑女版」和「兒童周刊版」，直至1987年為止。
80年代，我一直從事業餘寫作，早期為新雅文化改寫童話名著，兼任錄音帶故事旁述，也為香港電台播音劇節目《小朋友時間》編寫劇本，我還透過何紫認識了導演單慧珠，有機會編兒童電視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這些工作都比較零碎。此外，何紫曾經請我為「山邊少年叢書」編寫兩本書，第一本叫《妙文妙韻集》，[6] 是關於語文趣談的小故事；第二本是《香港掌故集》[7] ，我收集和整理一些香港掌故，然後構想一位退休歷史教師帶領學生遊香港，邊走邊說舊日故事，這明確地寫給少年人讀，比起一般掌故書籍更有趣味，是何紫出的主意，這書出版後很暢銷，賣出十多版。
何：據爸爸在《陽光之家》所述，香港當時很少專門給少年人讀的書，於是他主編這套「山邊少年叢書」，借鑑過去國內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少年叢書」[8] ，力求以少年人易於吸收的文字筆法書寫， 並配上有風格的插圖，內容從趣味中引出教育意義，受到學界歡迎，其中如《感人故事集》等多冊被幾家學校選入開課書單，成為課外必讀書，這系列叢書總共出版了32冊。
蜜蜜女士當時除了幫何紫編寫圖書外，還創作了兩本兒童文學交山邊社出版，可否分享當中的過程點滴？
蜜：我受何紫的鼓勵下，在香港開始創作兒童文學，大概1984年，我撰寫童話故事連載發表於《文匯報》「兒童周刊」版，文章後來交何紫結集出版，書名叫《神面小公主》[9] ，這是一本長篇童話故事，內容有關代溝問題，當時我有感都市人愈來愈冷漠，家庭成員關係產生了許多問題，但小朋友是很需要親情滋養的，於是我構思故事裏有一位神面小公主，凡經她親吻面頰的人都變得有活力。我剛開始寫這個故事時，給何紫看，他讀後很感興趣，鼓勵我繼續寫下去，此書成為我首本長篇兒童文學著作。
另一本山邊社為我出版的長篇《兒童院的孩子》[10]， 亦曾經在報章連載，但我已忘記是哪份報章。故事內容關於問題家庭的兒童，由於故事寫實，影響力較第一本大，香港電台曾邀請我到真實的「兒童之家」拍攝節目介紹這本書。最鼓舞的，是這書於1989年獲得「香港80年代最佳兒童故事獎」之後，何紫提名此書參加1991年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文學組），結果得了獎。遺憾的是，何紫在未得悉評獎結果時，已因病去世。我很感激何紫先生幫我出版了這書，並為此書撰序。我開始文學創作時，本不打算專門寫兒童文學的，因我也寫成人文學，但當我得到這個文學獎後，我更堅定地多寫兒童文學作品。何紫策劃出版的書往往很成功，他具專業眼光，對出版工作充滿熱情，若他仍健在一定會繼續出版更多好書。
《陽光之家》
何：父親除了出版圖書，1986年2月更創辦校園文藝月刊《陽光之家》，蜜蜜女士亦有參與支持，你對何紫當時辦這份雜誌有何回憶？何紫有徵詢雲姊姊的意見嗎？
蜜：那時我很驚訝你爸爸可以做這麼多事情，他出書的工作已很忙，還能辦雜誌，真是魄力過人，我為表支持，即使我不在香港也為《陽光之家》寫稿。那年代入學校的報刊很少， 何紫能與學校有緊密聯繫，把《陽光之家》送到學生手中，是很難得的。
我母親有讀每期的《陽光之家》，是何紫寄送給她的。母親讚許何紫出版此期刊，認同這是聯繫校園讀者的好方法，因我母親也很重視與讀者的溝通聯繫，她以前主編《新兒童》時，設立學校通訊員，為不少學生培養了寫作興趣，譬如有位小讀者叫韋基舜，他很喜歡《新兒童》，是《新兒童》的通訊員，長大後亦喜歡寫作，時至今日，我每逢見到韋基舜，他都會提起當年與我母親交往的點滴。
何：我想父親是受到雲姊姊的啟發，他很重視與讀者的互動交流，所以他組織《陽光之家》學生編輯，邀請同學們投稿，又舉辦讀者活動。何紫並且重視編輯同行的交流，《陽光之家》曾主辦兒童書刊編輯聚會，於1986年11月8日，主題是「怎樣編好少年兒童書刊？」[11] ，那次蜜蜜女士也有參與，你對於這次聚會有什麼回憶？
蜜：何紫對於辦兒童書刊很認真和專業，他召開這個座談會，請來上海、廣東和香港三地的兒童書刊編輯和寫作人，讓大家一起交流經驗和心得。那時我任職《文匯報》「兒童周刊」版編輯，也獲邀出席，與會者還有來自上海的《兒童時代》副主編張錫昌、作家任溶溶，廣東的有《少年文藝報》副主編關夕芝、《少年文藝報》美術編輯張林嬰、《少男少女》雜誌編輯劉小玲，還有數位來自香港《突破少年》、《紅蘋果》、《小朋友畫報》等雜誌的編輯。
沈：從內容上來說，蜜蜜女士認為《陽光之家》與同期的香港青少年讀物有什麼不同之處？
蜜：我覺得《陽光之家》的文學性比較強，何紫邀請了許多名家為《陽光之家》撰稿，例如阿濃、陳耀南、胡燕青等等，何紫本人也寫很多，這方面對比其他青少年刊物，《陽光之家》的確有其優勢。
何：蜜蜜女士也曾為《陽光之家》寫過兩篇文章，其中一篇〈從香港到英倫〉是你寄自英國曼徹斯特[12] ，與讀者分享你途中的見聞。請談談你寫此文的緣起。
蜜：1987年春天，我放下工作，往英國修讀一個短期電影課程，同時藉此開拓眼界，並利用課餘寫作。何紫鼓勵我寫些留學見聞回來，於是我寫下對曼城、牛津和劍橋等地的印象，連同一些風景照片，寄給何紫刊登。8個月後，我修畢課程回港後，將留英期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叫《留英風情畫》的書[13]。
何：蜜蜜女士的另一篇文章，連載刊登在兩期的《陽光之家》內，題為〈法國大革命成功二百周年前夕訪巴黎〉[14] ，可否分享寫此文的緣起？
蜜：1989年6月，我們一班專欄作家參加了一次東西歐之旅，同行的有李默、楊莉君、黎海寧、黃綺雯等，此行由《文匯報》「百花周刊」組織，我們還自費去多幾個地方遊覽，全程歷時兩個月，參觀過法國、羅馬、瑞士、英國、奧地利，以及東歐的布達佩斯、布拉格等，親睹當時東、西歐兩地之不同，記得旅程後不久便發生東歐解體的歷史事件。我們到訪巴黎時，當地正舉行一系列慶祝法國大革命成功200周年的活動，於是我便寫下所見所聞，發表在《陽光之家》。後來，我還寫了一本記述此次旅程的書，名叫《雲影浪跡集》[15]。
回想那時期我的工作忙碌，沒有固定為《陽光之家》供稿，反而出國了，才有時間寫作，我兩次投稿到《陽光之家》，並後來衍生寫成的兩本書，都要多得何紫催生而成。
何紫在香港兒童文學歷史中的地位和貢獻
沈：何紫曾任香港作家聯誼會（作聯）副會長，蜜蜜女士認為何紫任內作出了哪些貢獻 ？
蜜：何紫是作聯1988年創會時的領導者之一，擔任首屆副會長，1990年何紫和我同被推選為第二屆理事會成員，何紫續任副會長。當時作聯會員中創作兒童文學的除了何紫和我外，還有金依、東瑞、宋詒瑞、劉素儀等。作聯理事會組織了各地作家交流、名家講座、學術研討會等活動，譬如1990年9月29日作聯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文學月會」，專題講授「兒童文學」，那次由母親黃慶雲和何紫主講。此外，何紫擔任了中港兩地文學交流的重要聯絡人，並為不少作聯會員出版著作，促進創作與交流，何紫曾經帶領的訪問團包括1988年11月訪問桂林、1989年9月訪問澳門筆會等，赴澳門訪問的那次我也有參加。我認為作聯當時還發揮了一個作用，就是為會員謀福利，有些作家生活比較困難、晚年比較淒慘，特別是當他們沒有收入時，作聯這團體可讓他們有所依靠。
何：蜜蜜女士對香港兒童文學發展歷史素有研究，曾編寫《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16] ，你如何評價何紫在香港兒童文學歷史中的地位和貢獻？
蜜：我認為何紫對香港兒童文學發展有開拓性作用，無論在創作和出版方面都很大貢獻，他的兒童文學工作由60年代初開始，直至90年代初他離開，30年來從沒停止過，非常勤奮。何紫自己創作，也出版別人的創作，在出版方面留下許多重要作品。何紫是香港本土兒童文學作家的佼佼者，作品呈現的生活和語言，甚具本土特色，無論是他寫自己成長的散文，或是創作兒童小說，內容都與香港歷史有密切關係，例如香港淪陷、戰後香港、香港經濟起飛等，均展示出獨特的歷史原貌。
此外，何紫很注重交流，在文學界起了促進作用，他同時鼓勵兒童文學後進，並參與策劃一些兒童文學創作獎，包括香港兒童文藝協會舉辦的兒童小說創作獎、童詩創作獎、環保故事創作獎等。何紫重視寫作人才的培養，積極發掘新人，他對此富敏感度，一看到人才便加以鼓勵和培養，幫他出書，儼如一位伯樂。
何：父親何紫曾在報章專欄撰寫一篇題為〈羅海星的童年〉的文章[17] ，回憶1960年自己初為人師，任教小三常識課，蜜蜜女士的丈夫羅海星當時是何紫的學生。你丈夫曾跟你提及求學時期對何紫的印象嗎？
蜜：海星對何紫當教師時的印象很深，他當時就讀培僑中學（小學部），而何紫於培僑中學畢業後即回母校任教，海星覺得這位何紫老師很愛國，經常鼓勵學生到大陸探訪，又時常向學生分享他對大陸的觀感。海星由小學到中學畢業都在培僑讀書，他很喜歡這間學校，對母校感情深厚。培僑是一間左派學校，重視愛國主義教育，海星中學畢業後，選擇到國內升讀大學，這可能是受到何紫等老師的鼓勵和影響，當然家庭影響亦有關係，海星五兄弟姊妹都是讀培僑的。
何：原來我父親年青任教師時，已將愛國思想灌輸給學生，他後來更透過寫作和出版表達他的愛國情懷了。
註：
[1] 黃慶雲〈何紫印象〉，《香江文壇》總第9期，2002年9月號，頁74-77。
[2] 周蜜蜜〈永不泯滅的童心──懷念敬愛的何紫先生 〉，《香江文壇》總第21期，2003年9月號，頁14-15。
[3] 黃慶雲〈我讀何紫的兒童小說〉，《香江文壇》總第21期，2003年9月號，頁4-6。
[4] 黃慶雲《歌聲滿路》。香港：山邊社，1982年11月。
[5] 黃慶雲譯《天鵝之歌》，香港：山邊社，1983年。黃慶雲譯《溫妮啤啤》，香港：山邊社，1986年。
[6] 周蜜編寫《妙文妙韻集》山邊少年叢書。香港：山邊社，1982年6月。
[7] 周蜜編寫《香港掌故集》山邊少年叢書。香港：山邊社，1984年2月。
[8] 何紫〈新書出版問與答〉，《陽光之家》第22期（1987年12月1日），版2。
[9] 周蜜蜜《神面小公主》。香港：山邊社，1987年5月。
[10] 周蜜蜜《兒童院的孩子》。香港：山邊社，1989年5月。
[11] 何紫〈他們怎樣編好少年兒童書刊？〉，《陽光之家》第12期（1987年2月1日），版3。
[12] 周蜜蜜〈從香港到英倫〉，《陽光之家》第19期（1987年9月1日），版3。
[13] 周蜜蜜《留英風情畫》。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89年。
[14] 周蜜蜜〈法國大革命成功二百周年前夕訪巴黎〉，《陽光之家》第44及45期（1989年10月及11月），版3。
[15] 周蜜蜜《雲影浪跡集：東西方紀遊》。香港：新亞洲，1990年。
[16] 周蜜蜜主編《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六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年12月。
[17] 何紫〈羅海星的童年〉，《快報》副刊專欄「猛然集」，199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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