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榮譽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Vogel）辭世，享耆壽90歲。」費正清中心於2020年12月21日上午發布這個消息；接着又指出：「傅高義先後於1973-75、1995-99擔任過主任，是費正清中心『真正的導師』，也是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及完美的友人，將為人所深深懷念。」傅高義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任教的兒子說是在12月20日因腸癌手術過世。
哈佛名師如雲，誰能繼任傅高義？
被譽為東亞與美國橋樑的權威學者，他的離世，特別令太平洋這邊的友人哀悼。在去世的一個月前，11月5日「遠見高峰會」的視訊對話中答應我們，一旦疫情解除，他出國演講的第一站就會是來台北，分享他的新著《中國與日本》。不幸地這個承諾變成了永遠的追思。
天下文化於2019年11月出版了傅高義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國與日本——傅高義的歷史思索》，全書厚達570多頁。
這位廣受尊敬的東方專家，精通中日文。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轟動東西方。本書奠定了他的學術聲譽，不僅在稱讚日本，更在警惕美國。
與其他歐美學者相比，作者的論述有值得推崇的特色。他不以西方優越感的心態來分析東方問題，也不以一種冷冰冰的數理架構作純理性的量性分析。兼通中文與日文，可以深入東方社會，與各階層人士交換意見，了解影響社會發展的各種非經濟因素。因此，他的觀點有人味，引證的故事有草根性，提出的結論有親切感。東方讀者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一定會推崇他是一位洞悉東方而且熱愛東方的社會學家與史學家。
他來台灣，最喜歡用中文交談，交談時又勤於筆記。對每一事物充滿好奇。他沒有名學者的傲慢態度，卻有大學者的謙虛風範。
有一次談起我們的中文字，他說你的名字有社會主義思想：「希望平均」，我說你的也是（高貴正義），他再以北方口音幽默地回答：「老傅同意」。
哈佛名師如雲，但誰能繼任傅高義？誰能寫出這麼多重要的書？下面敘述三本書，來紀念他留下的遺澤。
精通中日兩國文字與國情
先談四小龍，再談鄧小平，最後談中日歷史關係。
在西方的學術世界裏有，有所謂「中國通」、「日本通」，而他兼通中日兩國的文字與國情。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日本於30年後首先脫穎而出。傅高義在1979年發表的《日本第一》的著作，敲醒了西方世界；大陸則在1978年推動改革與開放，使他14年後寫了《廣東改革》。中國的急起直追，居然能在2010年超越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有四小龍於1950-1980年代的奮起。這一切完全改變了西方人對東方的刻板印象。「東方」不再等於「貧窮」，「東方人」更不再是「懦弱」的代名詞。
把時間拉回1959年的秋天，初去美國讀書。在「經濟發展」的課堂上，美國教授侃侃而談：「落後地區需要美國的援助，但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國家，不應該得到美援。」接着有條不紊地指出：受援國必須要有：（1）高度的行政效率；（2）民主的政治制度；（3）清廉的政府；（4）有效的人口節育計劃；（5）普及的教育；（6）豐富的自然資源；（7）合理的軍事支出……一等他講完，我就迫不及待地以生澀的英語說：「如果一個受援國具備這些條件，它已不需接受美援了。」一位美國研究生更直接地說：「我相信即使今天的美國也不全有這些條件。」
經過這次課堂上的插曲，就常對經濟發展理論上的「條件說」保持懷疑；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在1960-1980年代高度持續的經濟成長（6-9％），正提供了活生生地「例外」。
它們缺乏自然資源：缺乏資金、技術；也缺乏民主的傳統。台灣與南韓有龐大的軍事支出與戰爭威脅；香港、新加坡兩個彈丸之地沒有腹地；然而30年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可與四小龍的經濟快速成長相比擬。在一切先天不利、後天受限的條件下，「四小龍能，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能？」
討論四小龍個別崛起的專書不少，但是傅高義把四小龍放在一起，以宏觀角度、歷史背景、文化特色、政治體制、經濟策略和社會現象，再穿插「日本第一」的經驗相互比較探討，作者所採取的這種跨領域與跨地域的方式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其所獲得的綜合結論，就變成了很重要的貢獻。
鄧小平的改革與貢獻
2012年6月16日在佛光山，海內外的朋友見證了第一屆「星雲人文世界論壇」。在星雲大師倡導下，要融合人間佛教與人文世界。
第一屆的論壇以「改變」（change）為主題。勇敢的重大改變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質及社會進步；錯誤的重大改變則帶來人民的痛苦及社會的混亂。
過去半世紀中，兩岸出現了二位政治領袖，台灣的蔣經國與大陸的鄧小平，由於他們勇敢的改變，改善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發展。
難得的是哈佛的傅高義教授，專程來參加這個論壇，分析鄧小平的改革與貢獻。他指出：「六四」已過了20餘年，現在可以不受天安門事件影響，冷靜地思考鄧小平的歷史地位；鄧小平留給後世的正面貢獻：使中國人富起來，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減少軍費支出，促進法治，給大眾有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以及改進人民生活。
對鄧小平一生功過的評估，幾乎都把他定位在「中國改革功臣」。正如《紐約時報》的社論所寫：「鄧小平的功績在經改。」
在僵硬的共產體制下，鄧小平講過不少「要殺頭」的話：如「不搞改革的開放，是死路一條。」「兩岸的統一需要時間，30年、50年都可等。」「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他不僅勇敢地講，更冒險地做。從深圳到上海，正是這些大膽的嘗試。所有的革命，不論有多偉大的號召，都會落空，除非真正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與國家的地位。
如果毛澤東建構了龐大的共產體制，那麼鄧小平在那軀殼下建構了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勢不可擋，走上了一條再也無法回頭的路。
我在那本書的「出版者的話」寫過這樣的評論：「沒有『六四事件』，鄧小平不會引起海外那麼嚴厲指責。對民主社會中的知識份子來說，『改革』遠比『革命』可取，『流汗』遠比『流血』可貴。1997之後，中國還需要另一個鄧小平，來推動比經改更困難的政治改革。」
傅高義在2012年特別用心地在「致天下文化讀者」的專文中，寫下這二段語重心長的話：
「筆者希望，藉由台灣的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書，深化台灣民眾了解中國大陸的政治。儘管兩岸領導人之間缺乏直接的高層關係，但是台灣民眾很清楚，他們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密不可分。鄧小平擬定的許多政策成為傳統，這是其後繼者，或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的接班人所不可忽視的。我們可以想見，大陸的政策在鄧小平之後會繼續演變，正如台灣的政策在蔣經國之後也在演進中。」「但願台灣讀者會覺得，這本書有助於他們對那個時代看得更深更廣、更客觀，同時這本書對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有略盡棉薄。」
傅高義的歷史思索
2019年11月新著出版時，寫了一封〈致全球及台灣讀者〉：「現在的全球傳播是即時的，所以我也是為全世界而寫，為中國大陸、日本，為台灣、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華人，為西方人、為開發中世界而寫。我很高興我最新完成的《中國與日本——傅高義的歷史思索》，在高希均教授、王力行發行人與天下文化出版團隊的努力下，能快速地順利在台灣面市。尤其台灣和中國、日本有着歷史上的連結，相信閱讀起來倍感親切。期待台灣讀者會喜愛這本書，並從中獲得一些益處。」
在「出版者的話」中，我做了些補充：傅高義自述他的寫作態度：「我試圖盡自己的努力為中日關係史提供一個客觀的解讀，以改善兩國關係。我要做的就是實事求是，絕不歪曲歷史。在中日之間拉偏架，也不偏向我自己的國家——美國。」正如《紐約書評》所寫：「1500年來，中日輪流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強國。儘管兩國常有分歧，卻塑造了對方的命運。傅高義追蹤了這個歷史過程的細節。」
傅高義以中日兩國友人的情誼，胸懷千年歷史的專業知識，來為大家破解中日關係之「謎」與「結」。他被譽為是「既可與中日兩國領導人，又能與街頭老百姓平等交流的思想家。」正如傅高義在書中不斷指出：「良性的中日關係，不僅有益於維護地區穩定，也對全球的發展有益。」
這項深具洞察力的重要見解，希望能變成中日兩國交流的最高原則。
這位西方大學者真是一位難以複製的「東方之友」。
兩個校園小故事
來威大演講
1991年春天我邀請他到我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學演講。那是他在日本回劍橋途中停留一夜。我去機場接他，看到他帶二個重重的皮箱，全是裝滿了書。那晚我們用中文暢談了一晚。他談及小時候做為一個猶太後裔的辛苦，我敘述在中日抗戰下童年的慌亂。共同的看法：和平是最重要的。 次日上午介紹他給學生時，我說：「傅高義教授最喜歡用中文來講東方問題。可惜，在美國中西部，他只能很勉強地用英文來演講。」在演講中特別鼓勵美國學生要學外國語，要到國外去研讀，要走向世界陌生的地方。年輕的美國學生應當會被他感動。下一個學期選讀中文的美國同學果然多了好幾位。
在北大校園相遇
2001年4月1日上午9時許，中美軍機在海南島附近發生碰撞事件，失蹤飛機與中共飛行員墜海，兩國緊張情勢升高。剛好次日我與趙耀東先生等從台北來到北大參加一個中港台三邊學術會議。在校園中巧遇傅高義教授，我以為他為這件軍機事件而來，他用純正的普通話說：「我到這兒來蒐集有關鄧小平先生的資料。我正在寫一本他的傳記。」 果然10年後，書寫好了，《鄧小平改變中國》出版了，著作大獎也得了。所有的讀者都要為當時81歲的傅高義教授的學術成就喝采！他還送了我親自簽名的書，感謝30年的友誼及幫忙。來往的信件中，他有時簽上「老傅」，多麼在地化！在我們邀請的這麼多世界級學者中，他是罕見沒有經紀人，甚至不透過祕書，堅持國際旅行坐經濟艙，並且完全不提出演講費的。這位大學者除了有猶太人聰慧，更像是中華文化薰陶下的君子。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