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筆者和邱達根議員，以及多位創科界朋友到新加坡考察，拜訪了當地大學和多個公營機構，發現星洲對科技轉移非常重視。
以我們拜訪的新加坡國立大學（NUS）計算工程系（Soc）為例，學院除了學術研究成績超卓，亦透過多項計劃，協助師生投入技術轉移行列之中。例如C-TReND中心（NUS Computing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以學院成員的基要研發工作，為業界提供解決方案，同時讓學生掌握更多實戰經驗。更進一階的計劃GRIP（Graduate Research Innovation Programme），專為博士生和研究員而設，協助他們把研發項目轉化為高增長的深度科技初創企業。另外，學院為學生安排到海外初創企業實習的NOC（NUS Overseas Colleges）計劃，讓學生吸收初創企業的實戰經驗，有利於他們回國後自建初創公司。
NUS亦設有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TTI），是大學的商業單位，為學生、研究員和教授，提供專家、資助，以及業界聯繫，協助成立公司或尋找夥伴，把科研成果市場化。過去5年，TTI成功協助了760個專利申請，以及120個科技為本的公司自立門戶，成績相當不俗。
設機構為企業產品尋出路
學術界推動科技轉移自強不息，公營部門亦不遺餘力。我們其後拜訪的A*STAR，是直屬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發機構。星洲早前推出RIE2025（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計劃以提升新加坡競爭力，A*STAR是計劃的重要推動者，它通過與其他公營機構、大學院校和私人企業緊密合作，促進跨界別研發協作和將成果商品化，在2021年與企業進行了超過1800個商品化項目。而A*STAR本身也有專業研究團隊，同年的行業研發開支超過4.8億坡元（27.5億港元）。也就是說A*STAR作為政府機構，不但擔當技術轉化的促進者，也落場一同進行研發。
接着訪問Innovation Partner Impact（IPI），IPI屬新加坡企業發展局的子機構，其工作與A*STAR不同，不進行研發，純粹就是為企業尋找創科解決方案，協助中小企以創科解決方案提升效益、為它們的研發產品尋求出路，同時為大型、甚至跨國企業尋找解決方案，其角色正是筆者之前一直提倡的創科業界「紅娘」。
IPI提供全方位服務，不論是企業尋求創科解決方案，或為產品尋求推廣、銷售建議，甚或為產品尋求進軍國際市場的方略，IPI均可提支援。IPI的職員均接受知識產權（IP）的相關訓練，為有關知識產權的買賣充當協調者，提供意見和協助，支援對象包括中小企以至跨國企業；同時也擔當兩者的橋樑，造就中小企/初創企業與跨國企業合作的機會。
另外，IPI為中小企提供顧問諮詢服務。IPI過千名的顧問都是來自私人機構的領導，當中不少已經退休，自願為中小企提供意見，分文不取。他們的經驗是IPI成效超卓的重要元素，他們憑實戰累積出來的經驗，提出寶貴的見解，讓中小企/初創企業少走許多冤枉路。
香港各大學科研表現卓越，但成果轉化效益不高。歸根究柢，學界與業界側重點不同，大學重視排名、學者潛心的是研究，業界追求的是效益和利潤，目標不一搭檔不易。為改善科研成果轉化的效益，特區政府設立「產學研1+計劃」，協助大學配對業界資金。然而，資金解決不了目標不一致的根本問題，還需要有中間人作為橋樑，把鴻溝兩岸連接起來，並為當中的知識產權交易擔當協調人。
儘管香港各大學多已設立技術轉移的部門，也有應科院推動政府研發重點，但效果並不顯著。筆者建議政府仿效星洲，設立功能類似IPI的「科研成果轉化中心」，擔當科研機構如大學/初創企業，以及企業/投資者的「紅娘」，促進雙方的協商、協作。
筆者在《施政報告》建議書中已提出相關的建議，建議如獲接納，「產學研1+計劃」將可發揮最佳的效益。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