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黎氣候協議達成5周年，即使新冠疫情仍在泛濫，應對氣候升溫與生態危機仍然是歐洲公共輿論與政策走向的重中之重。無論是從政策層面還是與從理論思考層面，圍繞着生態失衡，人類與自然的衝突，尤其是如何既有效解決生態危機又不犧牲社會公平等一系列問題，社會都呈現出一種二元對立甚至兩極化的態勢。
氣候升溫 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對立
在政治實踐層面，一方面是以年輕人與公民社會組織為代表的力量，面對政界推動不力、企業轉型遲滯不前的局面憂心忡忡。他們頻繁發動聲勢不凡的示威造勢活動，呼籲政府和社會加快行動。同時也對政府及跨國企業提起訴訟，通過法律手段向政府施壓並逼迫企業加速綠色轉型。另一方面，經濟界尤其是企業，即使認同生態轉型的大方向，但卻不得不面對經濟增長、就業等有關民生的實際問題。如果雙方不能找到妥協方案，就會驅使社會走向分裂。實際上，2018年年底法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就是因為政府推行的增加燃油價格以抑制碳氣排放而引起的。
在理論層面，與生態危機與社會分裂相呼應的是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審視，而這一審視也呈現出一種激進的趨勢。所謂激進主要體現於兩個層面。一是對人類發展歷史尤其是工業化以來的發展史的強烈質疑甚至否定，本世紀初出現的「人類世」概念更為這種質疑推波助瀾。二是對代表近代文明演變的深層價值的啟蒙思想提出質疑。法國2020年10月號《哲學雜誌》（Philosophie magazine）如此概括此現象：科學、進步、自由、普遍性等現代性價值在眾多的甚至大多數的生態主義思想家那裏幾乎成為今天生態災難的肇事者。在他們看來，現代性本身就是包含着宰制自然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工具意識形態。現代性高揚進步，催生了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生產至上主義。現代性將人的自由作為最基本價值，結果卻滋養了愈來愈肆無忌憚、自私自利、如無根浮萍式的對地球命運漠不關心的個人主義。現代性強調普遍性，結果卻忽視了生靈萬物之間脆弱和奇妙的交織；而對人文主義的贊頌，最終導致了只重視人的命運的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出現。在這些生態思想家看來，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這一思想遺產已將人類變成了地球的掠奪者。
法國理論界如何應對反啟蒙思潮
如何應對這種反啟蒙的大合唱？難道當年呼喚人性解放、倡導社會進步的啟蒙思想真的應該為今天的生態危機負責嗎？法國的理論界當然存在着以啟蒙繼承者之名義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作者曾在本欄提到過以論述基督教的世俗化乃為歐洲獨創而知名的思想家郭捨（Marcel Gauchet），郭捨批判生態思潮的實質乃是「自然之愛為表，仇恨人類為裏」。更為典型的是法國著名作家德布雷(Régis Debray) 。在其新書《綠色世紀》（Le siècle vert）裏，德布雷以文藝復興劃界，將文藝復興之前看成是宗教時代，人從上帝那裏獲得價值。文藝復興之後，人從其同類那裏獲取價值。到了今天人類便從動物那裏尋取價值了。在他看來，即使說人類今天的發展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至少是一步一步在喪失其精神世界。更有甚者，人類是否會因此也將自己來之不易的現代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扔進動物園呢？德布雷的反詰也許有些誇張，但自有警醒世人之功效。今天的氣候升溫，生態危機不可謂不嚴重，但如果人類在應對災難時迷失了自我，那無異是更大的災難。不過問題是，一方強調自然，另一方強調人類，我們又一次回到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如何才能擺脫這種思維困境？
筆者曾經介紹過法國新銳哲學家奧迪爾（Serge Audier）2017年出版的《生態社會及其敵人──一部另類解放史》一書。該書通過系統清理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思想界關於生態社會的論述，告訴讀者近現代各種思想流派的理論家對工業革命及其後果已有相當深入的批判，對工業化所帶來的危害的認識早已開始察覺。如果說，《生態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意義是撥開歷史的迷霧，揭示當代生態思想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為我們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困境提供思想養料的話，但並沒有提出如何走出困境的藥方。2020年10月，又是這個奧迪爾，推出題為《生態城邦──建設生態共和主義》（La cité écologique Pour un éco-républicanisme）的新書，企圖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
生態城邦必備兩要件 即民主與生態
何謂「生態城邦」？奧迪爾表示，城邦與民主密不可分。當代人往往忘記了古雅典城邦的本意即是共和國。城邦不等同於城市，城市由房屋構成，公民才鑄就城邦。生態城邦必須具備民主與生態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奧迪爾認為，如果認同民主與生態這兩個條件，那麼無論是啟蒙的維護者，還是啟蒙的批評者不僅應該為創建一個生態城邦而攜手，而實際上缺乏任何一個因素，生態城邦都是不可企及的。他進一步提出，建設生態共和主義為二者提供攜手共力的理論基礎。一方面解決啟蒙與生態的衝突，為政治提供合理性依據；另一方面平衡生態轉型與社會公平間的衝突。同時擴大共和城邦的範圍，將眾人之事(Res publica)（共和原意），闊及到地球所有生物，從而解決生物多樣性危機。
應該指出，奧迪爾生態城邦與生態共和主義的提出不僅是理論層面的創新，為今天應對全球生態危機指明瞭一個目標。同時對於如何走出生態轉型過程中遇到的思維困境與社會分裂，也提出了一條路徑。走筆至此，筆者感到，奧迪爾的生態城邦說也應該就是我們追求的生態文明，二者雖然異曲，但卻同是人類的理想歸屬。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