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氣爽的周一午後，我們一行四人到訪位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李嘉誠醫學大樓。電梯門到達7樓時打開，只見安靜的樓道裏，穿着「白大褂」的學員不時穿梭往來，濃厚的科研氛圍撲面而來。
于君的辦公室，在坐滿學生及研究員的大辦公室最深處，是一個帶門的獨立小空間。一張書桌、一台電腦、一個儲物櫃就基本一眼到底了。雖說是初次見面，她卻並不讓人感到陌生。一身藍色套裝端莊優雅，一雙愛笑的眼睛溫柔注視，話語輕柔卻條理清晰，親切感油然而生。
科研成績全球矚目，
最新內容與脂肪肝相關
作為全球知名的胃腸道腫瘤內科專家、歐洲科學院院士及香港科學院院士，于君多年來積極參與腸胃疾病研究，在消化系統腫瘤分子機制、腸道微生態、脂肪肝、腫瘤分子標誌物和抗腫瘤治療靶點等基礎和轉化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不久前，在國際學術網站Research.com公布的「全球頂尖女性科學家」排名中，于君位列全國第二及全球第117位（註） 。並曾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作為首位亞洲人獲得美國胃腸病學會研究導師獎，累計獲得國內外專利30餘項，是當之無愧的學界權威。
「我們臨床和基礎團隊胃腸和肝病科連續三年都是亞洲第一，處於國際領先水準。這幾年，實驗室有幾個方面的突破：不斷探索幾個腫瘤的新的分子機制，並找到了胃癌和腸癌的早期診斷標記物，目前已應用到臨床；脂肪肝的發病人數在成年人群裏高達30至40%。若脂肪肝變成炎症，後續則可能會發展為肝纖維化、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于君說。
那麼，如何發現脂肪肝有沒有炎症呢？目前多數採用「肝穿」做病理進行診斷，顧名思義，即是給肝做穿刺，而這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若想通過無創的方法來找到血漿中能區分脂肪肝的患者哪些有炎症，哪些沒有炎症，就需要找到血漿中的標記物。這是我們近10年來一直探索的科研方向，並在近期建立了這一標記物，在不同地區的中國人群和美國人群裏得到了驗證。希望可以開發出檢查試劑盒並早日應用到患者身上。」于君對此充滿信心。
用20年尋找腸癌標記物，
慶幸付出的努力換來相應的收穫
自2012年開始，大腸癌已成為香港第一位最常見的癌症，每十萬香港人口中即有68宗新增大腸癌個案。衛生署因此全面推行大腸癌篩查計劃，資助50至75歲、沒有大腸癌症狀的香港居民每兩年在私營機構接受篩查。
于君指出，篩查結果發現很多人有腺瘤或息肉問題。醫生可對息肉進行切除，但切除後的3到5年，它的復發率是30%到60%，且暫時沒辦法阻止復發。但好消息是，于君及其團隊在針對大腸癌的微生態領域取得了新的突破。「我們發現一些在腸癌減少或消失的細菌，進一步證實他們可以抑制腸癌。這些細菌的補充，可預防腺瘤和息肉的復發，進而預防腸癌的發生和發展。目前我們發現的益生菌有3個方向的作用，第一是可以預防腸癌的發生，第二是探索了益生菌抑制腸癌的機制，第三是益生菌可以改變化療和免疫治療的效果。目前團隊開發的抗癌益生菌已完成專利申請，並轉化給了相關公司，正在臨床試驗中。」她補充道。
對於腸癌的發病率愈來愈年輕化的問題，于君觀察到，習慣了快節奏的香港人，平日裏更傾向於選擇速食飽腹，而速食中的纖維素和粗糧相對傳統粵菜飲食要少得多，並不利於健康。「1994年我在北京擔任消化內科主治醫師時，腸癌在年輕人身上非常少見，發生率也比較低。但現在內地和香港的腸癌發生率逐年遞增，新發病率，死亡率也愈來愈高。」她認為這與大家的飲食和生活習慣息息相關。「高糖、高脂、高熱量、低纖維化的不良飲食結構和不良腸道微生態是密切相關的。再加上大部分人缺乏運動，種種因素加起來就誘導了腸癌的發生。因此我覺得控制腸癌的發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為了尋找大腸癌患者糞便中的標記物，于君和團隊花了近20年時間才實現這一目標。當中尋找表現做好的分子標誌物的艱辛、付出的汗水與經歷的曲折，如今回想起來，仍讓她感覺歷歷在目。「開始採用的方法是在糞便中提取腸上皮脫落細胞，由於這一方法敏感性低，後轉為找尋各種不同的分子標誌物，除了要克服異常難聞的氣味外，還要在尋找標記物的過程中不斷轉換各種方法，才找到能使大腸癌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最高的分子標記物。」但功夫不負有心人，團隊的研究成果在2018年，得到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總局批准應用於大腸癌的臨床檢測。她無不感觸地說：「從2009年到2018年，中間經歷了很多很多的失敗、思考、調整……時間雖然漫長，但慶幸我們的努力沒有付諸東流。」
漫漫科研路，從18歲的夏天開始
科研之路漫漫，要想長期堅持，不僅要有天分和興趣加持，還需具備極高的抗壓能力。回顧于君的求學之路，縱然成就已是有目共睹，但當中的低谷與坎坷卻鮮為人知，而她也從不抱怨辛苦，只是一味專注地走好眼前的路。
當年18歲的于君考入河北醫科大學（全國大學升學率僅3%），經過5年醫學系的系統學習，她憑藉優異的成績被校方選中留校內科工作。兩年後，她又順利考上碩士研究生，之後更獲當時只開放一個名額的同濟醫科大學協和醫院（現華中科技大學醫學院）錄取為消化科醫學博士研究生。1994年博士畢業後，她成為了北京大學醫學院第二臨床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一幹便是數年。但在接觸病人的過程中，她愈發感受到身為醫生的無奈。「有些腫瘤病人發現時已是晚期，當時也缺乏有效的治療措施。再加上身邊陸續有同學出國，便萌生了到國外深造的念頭。」于君說。
於是在1998年，她暫別丈夫與當時只有兩歲的女兒，遠赴德國開展博士後研究。隻身在異國他鄉，孤單與不適應是必然的，但于君慶幸自己遇見了好的導師與團隊，在給予她關懷與鼓勵的同時，也讓她在系統、嚴謹、深入的科研培訓中迅速成長起來。「剛到德國時，導師安排了一個博士生帶我提取RNA，她讓我去取-80度冰箱裏的胃癌組織樣本，於是我就把樣本放在冰上，拿到了實驗室。結果卻被告知，樣本中的RAN早就降解了，已無法提取。當時我只覺當頭棒喝，詢問下才知道，原來提取RAN組織樣本需要放在乾冰上或是液氮中，以此保持RAN不被降解。」于君回憶道。
這件事給了于君很大打擊，但如今回看卻是壞事變好事，讓她養成了嚴謹認真的工作習慣。「從那之後我做每一個實驗前，都會花很多時間研究相關程式，每個步驟該怎樣操作都做足筆記並記在腦子裏。現在我也常常教導學生，做任何事情前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做足功課，不要想當然。」
結緣香港20年，談恩師沈祖堯教授
而說起于君與中大的緣分，其實早在她讀博士期間已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認識了沈祖堯教授。當時她在會上所做的報告被後來成為中大校長的沈祖堯賞識，邀請她來港幫忙半年，無奈因考慮到自己尚未完成博士學業，她最終婉拒了。直到1999年于君才成功來港，成為沈教授的第一位博士後學生。
「還記得當時我從德國飛到香港，落地時香港從8號風球轉為黑雨，但沈教授帶着兩位科室同事到機場接我，這讓我非常驚喜。當天晚上教授還邀請我到他家裏吃飯，一點架子也沒有。沈教授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即便如此，他仍會參加和學生一起的科研討論會。每個報告他都聽得認真，遇到不懂的地方會問得很仔細，且能快速抓住我們急需建議或解答的重點。他在早期就提出，腸癌是一個在香港急需解決的問題。我也是在他的建議下才開始做腸癌的研究。」于君說。
而這位恩師在面對科研及工作時的嚴謹認真，又與他私下裏的平易近人形成一種「反差萌」，亦深深地影響着于君。「他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感染了我教導學生的方式。現在我對學生以科研嚴要求、加以鼓勵和讚美為主。甚至培養女兒我也是用這個方法，要讓每個年輕人覺得他/她就是最好的，他們就會有科研的源動力和興趣。」
做科研貴在堅持，關關難過關關過
訪問間隙，我們隨于君參觀了偌大的實驗室及繁忙的辦公室。她逐一為我們介紹她的博士生及博士後，當中不少人已跟隨她6、7年，最長的甚至已有20年了。而在生活中，于君更像是學生們敬重又依賴的「大家長」，一位值得信賴的良師益友。「每當學生們遇到問題就會來辦公室找我。有的是家裏的事，有的是感情問題，有的是學業上的困難。每當遇到這種情況，無論我工作再忙都會優先處理學生的問題。我帶他們這麼多年，真的感覺他們就像我的孩子一樣，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遠遠多於和女兒在一起的時間。」
而在中大的24年中，「忙碌」這兩個字，早已成為于君的日常狀態。她甚至因為覺得吃午飯會令下午犯困，導致工作效率低，索性連這部分也省去。要是真的餓了就簡單削個蘋果，一邊吃還會一邊改學生的論文。真的是將「抓緊時間」融進了血液裏。「周六我也會回來辦公，因為周六可以比較專心地處理完這一周的工作。學生也可以在周六來找我討論課題。」她笑着說。工作於她，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卻也是投入時那一抹幸福的微笑。
整個團隊的傳統是「年資高的帶年資低的，小的帶更小的」，這樣新人加入團隊後便不會感到迷茫，團隊氛圍相當和諧。「其實做科研非常枯燥，如果環境再不愉快的話，那就太痛苦了。」于君打趣道。問及在凝聚團隊向心力時，有何秘訣？于君坦言：「團隊成員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一定要指出來。並且要讓每一位成員都感受到，你對每個人都是非常重視的。總的來說，就是及時地解決科研上的問題，及時地去把控，及時地發現每個人的長處，才能較高效且準確地讓每個人發揮最佳潛力，做出好成績。這種『傳幫帶』的模式，增加了大家的協作性和凝聚力。」
雖然在專業上絕對是「高標準、嚴要求」，但私下裏，于君卻和學生們距離很近。大家時常一起聚餐、卡拉OK、過年一起包餃子，她也不時帶學生出國參加學術會議。而作為科研界的大前輩，她給予後輩們的建議亦很實用。「首先需要有自己的目標，第二是要對正在做的事情感興趣，第三是不能怕吃苦。有了興趣，很多時候那個苦就不是苦了（笑），而是樂在其中。我也常常跟學生講，不要一下子就跑太遠，而是每一步要走得非常紮實，非常穩，反復驗證。」
「要說灰心是一定有的，而且經常會有。有時碰到了很複雜的技術且只能靠自己去突破時，過程中會經歷無數次的失敗，有時真的想放棄。另一方面，當你滿懷信心地完成了一項科研工作，準備投稿時，卻發現別人的文章比你搶先一步發表了，而且對方可能還沒你做得深入。這時候的打擊和失落感是巨大的，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但我常常鼓勵學生，失敗是黎明前的黑暗。無論當時的內心再怎麼難受，還是要堅持住。欣慰的是，學生們的表現都很優秀，過程雖然艱辛，但亦是成長的養分。」
付出不歎辛苦，
只願研究對患者有幫助
來港逾20年，香港早已成為于君生命中的第一個家。她熱愛這裏的美食美景、自由的空氣和單純的學術環境，令她可以專注於科研工作，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地方。「這些年來的收穫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看着他們長大、成材，這是我最開心的事；一個是通過團隊的努力，實驗室找到了幾種消化腫瘤的早期診斷標記物。現在在內地、香港甚至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醫院診斷胃癌和腸癌，都在使用我們團隊的無創診斷標記物。能把自己的時間、辛苦和付出，換來一批優秀人才並且造福患者，實現了我早年出國留學的初衷。是令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那麼，實驗室的下一個目標是什麼呢？「要繼續探索三個腫瘤的發病分子機制，希望把微生態或代謝與腫瘤的相關性探索得更加系統深入，並繼續探索微生態或代謝增加化療和免疫治療的有效性和敏感性，並有希望應用到臨床治療和診斷上。還有就是針對脂肪肝的炎症診斷的標記物，希望能夠盡快地轉化到臨床。」
稍作停頓後，于君繼續說：「其次，就是希望我的學生們都可以如願地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我不希望他們因為科研工作，而把個人生活耽誤掉。如果兩方面能夠並駕齊驅是最好的，我也會為他們積極建立機會（笑）。」
訪問尾聲，問于君是否有祝福語想要送給中大？「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60周年校慶，我覺得這是一個里程碑，亦是一個新起點。希望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可以持續發展，培養更多對社會有價值和幫助的年輕人才，也希望中文大學可以更上一層樓，再創輝煌！」
香港中文大學系列學者專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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