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意識形態經濟學

愈來愈多的人為中國的經濟走向感到擔憂了。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政府部門大量增加投資，但不僅不見經濟效果，而且惡化經濟環境。大量投資流向了房地產，在抬高房價的同時也大大增加了企業的成本，迫使很多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逃離一線城市。民營投資大減。民營企業原來已經佔據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但現在出現逆轉，民間資本以加速度流出國外。這當然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在民間資本流走的同時，中國的中產階級也隨之減少。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話題。政府鼓勵創業，也出台了大量優惠政策來配合，希望通過創業和技術革新來促成經濟轉型和提升發展質量。不過，諸多政策已經導致了大量的政策尋租行為，甚至公開地套取或者騙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結果。實際上，技術創新是個長期的積累過程，並非通過運動方式所能實現的。

 

 

西方唱衰中國經濟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不過，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國經濟，只是看到中國經濟的表象，對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國經濟，不難看到，中國的經濟基本面其實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國家可以和中國相比。中國已經經歷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源的質量也不是其它發展中國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國每年培養出數以百萬計的工程師。在以往的經濟「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外貿中，只有外貿受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兩方面的情況不是那麼糟糕。國內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供進一步的投資，而社會消費更是在增加。

 

為什麼會出現今天這樣的經濟情況呢？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擔憂的局面？這裏的因素當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過於意識形態這個因素了。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構架內，在一定的情況下，政治因素甚至會比所有經濟因素產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說，今天的經濟局面就是經濟生活的意識形態化所造成的。

 

在當代政治家中，對意識形態對經濟的影響，鄧小平的理解最為深刻。 （另一個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經說過，每一個經濟問題背後都有政治原因。）意識形態經常給經濟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識形態，尤其是作為一種信仰的意識形態，往往是形而上學的，一旦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就很難講清楚，甚至完全講不清楚。鄧小平足夠坦誠，他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承認意識形態說不清楚，這裏指的是當時市場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討論。所以，鄧小平就把市場視為是一種沒有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者技術手段，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實際上，大多數制度在其產生之時本來就不是意識形態，只是後來被意識形態化的。

 

 

其次，意識形態很難作為經濟政策的指導。從社會學科來說，這很容易理解。社會科學的理論是由一系列假設組成，所以哲學家卡爾波普強調，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開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證據來證實或者推翻。在具體經濟政策層面，這就要求人們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意識形態，而不是削足適履，用意識形態去指導具體政策。經驗地說，也不難發現，凡是用意識形態治理經濟的，國家就發展不好；凡是本着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就健全。這在任何地方都適用，包括西方。西方工業革命之後，逐漸形成了階級，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表現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兩派愈來愈分化，並反映到了經濟政策上，兩派不能達成任何共識，互相否決，造成了治理危機。

 

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走出了意識形態爭論的困局。之後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國經歷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競相大發展的階段，中國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國際經濟的有機部分。

 

但是，現在中國又再次走入了意識形態之爭，有關方面不僅沒有阻止得了意識形態的分化，而 ​​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動着意識形態的爭論。結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國在爭論中國是否會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如果就意識形態而言，中國早已經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愈來愈甚，極右和極左並存。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極左必然會導致極右，極右也必然會導致極左。拉美社會總是在極左民粹主義的統治和極右民粹主義的統治兩者之間搖晃，永遠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每一種經濟現象背後必有政治原因。

 

意識形態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過，需要的是要建立國家主導性的官方意識形態，也就是實事求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只有建立了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才能對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進行管理。現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種社會意識形態中進行或左或右的選擇。在經濟領域，官方的意識形態仍然是馬克思主義。但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發展官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後腿。這些年來，建立了多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幾個真正懂得馬克思經濟學的，更不用說是發展馬克思主義了。例如，馬克思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者的關係說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限於當時的條件，馬克思沒有也不能說清楚為什麼後來的西方社會走上了不同的路徑，非西方社會又走上了一條和西方不同的道路。這裏，最需要的解釋是社會這個變量。馬克思大半輩子都在搞社會主義運動，但自己並沒有把社會這個因素整合進其理論。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各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為政府、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關係發生變化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能夠解釋好社會這一要素，經濟政策也不至於走到今天的這個局面。

 

 

意識形態的回歸導致了經濟政策的虛無化。現在的經濟學，大家玩的是概念，書生治國的趨勢愈來愈嚴重。經濟政策最講究實踐性和操作性，但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幹部和政策研究人員也玩起概念來。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經驗到政策。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預設，再去搞調研。這樣的調研結果並不能反映客觀現實，而只是為預設提供了所需要的證據。而基於這樣的預設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滿足了概念和邏輯上的要求，結果必然失去實踐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統籌全局，做頂層設計非常必要。問題在於，現在各級地方政府都在做頂層設計，很多地方到了 ​​縣級政府還是做頂層設計。大家都做頂層設計，沒有人幹實事，這是今天中國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業層面，意識形態的引入對經濟主體即企業家帶來了巨大的不穩定感和不確定感。有一段時間，人們對李嘉誠在大陸減少投資的行為進行了民族主義式的討伐。不過，如果熟悉企業界，人們不難發現李嘉誠的行為實際上是資本家和企業家中的普遍行為。這些年來，先是外資減少在中國的投資，甚至撤離中國；現在輪到中國自己的資本和企業家的流出。為什麼意識形態會對企業家產生直接的影響？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意識形態的些微變化都是被人們用作預測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最主要風向標。這是因為，儘管中國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離建成法治國家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法治國家，法律是資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國，資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對企業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識形態的回歸對各級官員的行為也產生了影響，那就是，一些人經常用意識形態來掩蓋實際利益之爭，用意識形態來掩蓋改革的困難甚至失敗。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理論上說，國企做大做強並沒有錯，因為國企數千年來一直是平衡經濟力量的有效手段。但當「做強做大」變成意識形態之後，就嚴重阻礙着國企的改革。今天，國有企業在壟斷領域仍然搞壟斷，這容易理解；不過，在一般性競爭領域，國有企業也要搞壟斷。盈利的領域，國有企業不想改，這容易理解；不過，在不能盈利甚至虧損的領域，國有企業也不想改。這怎麼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況，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為這些企業都是地方政府的關聯企業，儘管對社會整體沒有好處，只有壞處，但對政府和官員有好處，因為這些企業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員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這樣的領域，意識形態往往是無能者和失敗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國家都會存在着意識形態問題。例如，美國有「政治上正確」的意識形態；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確」的意識形態，在一些敏感問題例如種族、宗教等問題，不能進行太多的公共討論。但意識形態的存在絕對不是說，這些方面的問題不存在了，掩耳盜鈴，用意識形態來掩蓋；相反，人們不但要正視問題，而且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樣才不至於問題積累起來，最終出現危機。美國用「政治上正確」來掩蓋問題，因此釀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機，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場合討論敏感問題僅僅是因為經驗證明公共討論不僅幫助不了問題，反而造成問題的惡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內部高度重視這些問題，不斷出台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如果要避免出現重大的危機，不能再以意識形態來掩蓋問題了。中國需要學習的不是美國版的「政治上正確」，而是新加坡版的「實事求是」。況且，鄧小平已經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政治傳統，為什麼今天要把它丟掉呢？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