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教授9月23日因病辭世，香港各界人士都以不捨之情告別這位獲獎無數的光纖專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香港之光。應編輯部的邀請，筆者採訪三位大學校長，分享他們對高校長的回憶。
我與高錕校長伉儷有點淵源。1993年中大慶祝創校30周年，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地靈人傑》的攝影集，由高錕太太黃美芸女士構思策劃，刊登了百多幀校園景象的美麗圖片，目的是要把大學多年來的發展和校園四季多采多姿的景色記錄下來。她撰寫了一篇趣味盎然的序言，從歷史及發展的角度介紹校園環境的變化。當時我以《信報》編輯的身份採訪了高太太，她十分健談。1994年我入讀中大哲學碩士兼讀課程，每周都有兩三天在校園上課，很享受美麗的山水人文。1996年我有機會約到退休在即的高錕校長做訪問，特別談到大學與學生的關係，重視與學生的溝通與對話，更提出雙文化、雙語並重是中大最大優勢，語重心長。當時我作為研究生，看到本科學生代表對校長諸多不敬的言行，高錕教授從不計較，胸襟廣闊，這批當年侮辱過校長的校友應該感到羞愧。
金耀基：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
高錕校長逝世，中大設置弔唁區，讓公眾作悼念之用。多位中大管理層、校友前往弔唁區簽字悼念，中大前校長金耀基的出現成為媒體焦點。他弔唁冊上寫上「你現在走了，很無奈、不捨，但你又回到你原來的自己，珍重」。他指多年前與高錕見面時，對方已不認得所有人，包括照顧他的妻子黃美芸，令他對高錕離世感到無奈。
他稱讚高錕做學問的精神令人敬佩，是一個天生的科學家，不是很多人能在人生中做到改變世界的事，而因光纖的發明，為人類世界帶來新境界，「高錕發明光纖的革命性影響，應在中國四大發明上再加此項」，金耀基總結他劃時代的成就。可惜被腦退化症折磨，他慨歎高錕去世後終可做回患病前的自己。「當挪威公布高錕獲諾貝爾獎時，我致電給他祝賀，但他已不知道自己獲獎是甚麼事情。親人、朋友心裏是很難過的。」
金耀基與高錕在上世紀70年代加入中大參與發展這所草創的新大學，在高錕出任校長期間（1987至1996年）他擔任了七年副校長，關係非比尋常。89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大學學制四改三風波，金耀基形容為中大創校以來最大的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高錕構思以彈性學分制的方法，讓學生自由選擇三年內或更長時間完成126學分，對中大發展有深遠影響。這些決議當時引起師生的對抗及抨擊，連同之後因邀請他出任政協而起的委屈，學生對他做出各種過火的行為，但寬容的高錕並沒有介懷，金耀基說：「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對任何行為都寬容。」
金耀基在2009年《明報月刊》〈高錕的笑容〉一文這樣形容他：「有同事跟我說，他從未見過高校長生氣，問我高校長是否從不會生氣？說真的，在香港做大學校長，能不對有的事、有的人、有的現象不生氣嗎？Charles的容忍量是超級的，但他是會生氣的！」
「我會懷念他！」金耀基說。
徐立之：洞察天機、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
1994年2月下旬，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分子及醫學遺傳學教授徐立之應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邀請，作為93-94年度的黃林秀蓮訪問學人，當年他曾接受筆者採訪，談分子生物學的重要性。徐立之是中大傑出校友，重返母校擔任訪問學人，與時任校長的高錕教授有不少接觸的機會。徐教授的學術成就獲得國際肯定，屢獲殊榮，2002年更獲邀執掌本地最高學府香港大學，是首次有中大畢業生擔任港大校長。
徐立之教授高度評價高錕校長，認為科學家的成功在於能夠洞察天機、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並往往不是因為他們能言善辯，「高校長正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和發明家，他有高度智慧，但是不善辭令，廣東話更不靈光，不過他在科技和對世界的貢獻實在是偉大不過的。」
上月在呂志和獎的頒獎典禮晚宴上，徐教授向筆者表示，對於高校長與世長辭，感到惋惜，不無感慨，也為他抱不平，「其中一事是當年中大學制四年改為三年，高校長是一校之長，成為中大罪人，受盡師生校友責罵，還被認為是他出賣了中大，換來他鍾情的工程學院，可説受盡委屈。後來他獲頒諾貝爾獎，頓時又成為英雄，尤其是在工程學院周年慶祝時，大家都會大力稱讚高校長的遠見。」徐立之更忿忿不平的指出，有中大高層對高錕校長不敬。
徐教授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與高錕校長不時會面，他表示高校長從不提起過去的遭遇和折磨，除了師生校友的批評，還有學生在他致辭時上台搶咪等等。2009年獲諾貝爾獎後，2011年港大向高錕校長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時任校長的徐立之教授主持儀式，他回憶表示：「當時高校長已經患上嚴重腦退化的症狀，我在台上扶著他接受讃詞的時候握住他的手，如今仍感觸良多。」
他很欣賞高太太，不是因為高校長得了諾獎才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實在難得，「她從高校長的遭遇，更學會了得而不喜，失而不憂，凡事莫強求，有好東西，必定有人會欣賞的。有能力的時候，做多一點有用的事情，多多照顧身邊的人。」
「永遠懷念高校長。」徐立之說。
陳繁昌：高錕校長是香港人的模範
現任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陳繁昌教授接受筆者長途電話訪問時憶述，1992-93年從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到中大的電腦科學系訪問一年，當時高錕校長正在籌建工程學院，剛在建大樓，功勞很大。「高校長喜歡打網球，約我到他官邸打雙打。高校長溫文有禮，是一位學者，不是一位管理人，在我接觸的一年中，發覺他做校長時真不容易。他之前在英國、美國做研究做到高層，比較簡單，到香港做校長就複雜得多，例如學生對他不敬，他的胸襟很廣闊。」
2006年陳繁昌到華盛頓出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助理會長，有一次他從華府開車到多倫多，途中路經一家康寧玻璃博物館（Corning Museum of Glass）。康寧是做玻璃起家，也製造光纖及天文鏡，他對天文的展覽內容感興趣，便細心參觀，「展覽有一個角落介紹高錕在光纖方面的研究成就，是中國人的突破。」陳繁昌解釋，玻璃做到純度很高時是可以傳遞的，有數學及物理學的理論。陳繁昌沒想到高錕可以這方面的成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因為諾獎較重視理論，應用方面較少機會獲獎，但高錕的研究影響實在太大，當時他看過這個展覽後，才了解高錕的巨大貢獻。
2009年陳繁昌出任科大校長，不久就聽到高錕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十分感動，覺得香港人應該引以為榮，因為他是地道香港人，在香港受教育，長期在中大服務，是一個模範。他說早年香港人不懂得賞識，不知道光纖的重要性，否則對高錕校長會尊敬一些。「香港人對科技的重視不及商人及明星，不了解香港人在世界的貢獻。可惜高錕的諾貝爾獎來得遲了，否則他可以多鼓勵年輕人從事科研的工作。香港尖子入大學都選醫科、法律、商科，全港精英對科技沒有興趣，我們的根建立不到，只能靠在外面找人，沒有自己的文化，社會人才應該更多元化。」陳繁昌當年婉拒了港大醫學院的錄取，為理想跑到加州理工念書。
陳繁昌在科大擔任校長的9年期間，高錕的病情惡化，長期在美國居住，所以很少機會與他見面，覺得很遺憾。他呼籲香港的學校、家長、僱主的心態以至整個生態系統都要改變。他欣賞政府近年在推動創科方面初見效果，覺得香港更需要改變文化思維。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