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耀南，1941年出生，廣東新會人。1962年畢業於崇基學院中文系，同年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先後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香港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曾任英華書院副校長、香港理工學院（現稱理工大學）語文系高級講師、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應聘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學者、台灣中興、中正兩所大學的教育部審定教授。多年來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欄，經常應邀任學術演講及各類學藝活動評判，並擔任傳媒文教節目策劃及主持。1996年移居澳洲悉尼，創立南洲國學社。著作有50餘種，包括《應用文概說》、《清代駢文通義》、《文哲漫談》、《魏源研究》、《中國語文通論》、《輕談淺說》、《不報文科》、《以古為鑑》、《刮目相看記》、《碧海長城》、《古文今讀》、《中國人的溝通藝術》、《文心雕龍論集》、《鴻爪雪泥袋鼠邦》、《平生道路九羊腸》、《原韻新譯唐詩新賞》等。本訪問稿經陳耀南博士審閱定稿。
日期：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
時間：澳洲悉尼下午3時至5時
地點：網上視像會議
陳：陳耀南；何：何紫薇；沈：沈舒
春聯之緣
何：陳教授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工作和居住地點鄰近何紫的山邊公司。家父曾在陳教授著作的序文中[1]，談及你們相識的經過，後來你成了何紫難得的師友，他還形容你倆投契得有「點得着火的美麗」，對此你有何回憶？
陳：我在1975年開始任教香港大學，附近難得有一間店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既賣圖書文具，又做出版發行。據何紫的序文，我們相識始於一副春聯，他當時創作了這副對聯，貼在店舖窗櫥上，引起我駐足欣賞，雖然我已忘記此情景，但對何紫的印象仍很深刻。他是個滿腔熱忱的文化人，以個人力量，加上妻子的協助，把文化事業辦得有聲有色。
我由最初只是店舖顧客，變成店主的朋友，甚至發展出作者與編者的友誼，寫書者和出書者的合作關係。後來我倆熟落了，何紫常來香港大學過訪，我們在飯堂吃飯聊天，上天下地，閒話間迸發出不少火花，何紫用「點得着火的美麗」來形容，比喻很生動，那些美好的回憶令人懷念。
何紫比我大三歲，可以說是同輩，而且我們算是校友──我曾在培僑讀了一個學期的小學一年級，而何紫在該校由中一讀至畢業，這樣大家增添了一份親切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有的白頭如新，有的傾蓋如故，我和何紫屬於後者，大家有機會碰到，意氣相投，有共同話題，又有合作的空間，並且我們都是熱誠爽朗的人，對中國文化同樣由衷熱愛。
我特別佩服何紫隻手空拳，憑着一腔文化熱誠、一種奮鬥動力，白手創業興家，而且是那麼有意義的事業，因此得道多助，許多朋友支持和鼓勵他，我只是其中一個，把多部作品交何紫出版，大家合作愉快。
沈：何紫為陳教授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1983年初版的《輕談淺說》，後來1990年更推出修訂增補版，增加了12篇[2]。可否憶述這段出版歷程？
陳：我在港大教書時，聽經濟系麥健增教授時常談到「需求與供應」，其實世事都可以如此解釋，有需求而又有供應，自然構成一件事情。大概何紫認為學生在口語表達和應用寫作方面有學習需要，如能提供深入淺出的參考書籍，對他們甚有幫助。事實上對於中小學階段，尤其是語文學習，聽、說、讀、寫四方面都很重要，若能給學生機會從小學習演講，稍大後學習辯論，當預備講辭時，寫下來變成一種寫作，這個過程其實是完整的語文教育。
那時剛巧我已累積了相當的教學經驗，在港大教的課程，均牽涉口語和寫作的培育與訓練，同時承蒙許多學校之邀，我經常有機會演講分享心得，或擔任辯論、朗誦、演講比賽的評判等等，每次我將心得寫成為文字，累積為《輕談淺說》的胚胎，最後經過加工、增刪、潤飾成為許多文章。書名是何紫提的意見，他給了我靈感，我同意內容應深入淺出，不要「以艱深文淺陋」，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厭，最重要是趣味、吸引，能起共鳴，這才是我們出版此類書的目的。後來我以《輕談淺說》初版為底本加工，補充內容後成為修訂增補版。
何：1985年陳教授把另一本作品《應用文概說》交山邊社出版[3]，這本書最初是由另一間出版社於1976年出版的。你曾說「那本僥倖暢銷而起初遇人不淑、轉交山邊之後就賓主相得的《應用文概說》，印了一版又一版。」[4]請分享此事的始末。
陳：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經淡忘，這也是上帝的仁慈，讓我記不清楚。人總是有弱點的，尤其在商場上習以為常的行為，有些人認為這是行規，我作為讀書人不太習慣。總之，最後此書版權歸回作者，我保留權利另找出版社，結果轉投何紫。
《應用文概說》與之前談及的《輕談淺說》，二書其實有關係，都跟我當時任教應用文寫作的內容有關。《應用文概說》亦相當暢銷，當然，書的價值與暢銷程度不一定成正比，但證明了作者的努力能夠滿足大眾需求。我寫《應用文概說》時，參考了不少關於應用文的書籍，國內和台灣的都有，相對來說，那時台灣出版的比較容易接觸到，我採用時作適當修改，因為不同地區的語言環境也不同。
《應用文概說》中的範例，有文有白，我認為文言和白話各有用途，都有前人累積的心得與心血，可以給後人養分和借鏡，譬如傳統禮節的說話，古今文白的界限我們都可以貫通。應用文的日常用途很廣，可按不同場合和對象，調整文言白話的比重、措辭精煉或淺白的尺度。
這部書曾重印多個版次，封面亦換了好幾次設計，由最初的出版社到後來的山邊社，銷行超過20年。後來我移民了，年紀亦漸大，沒有精力再補充修訂內容。事實上，此類應用文書籍要緊貼時代變化，才能迎合社會需要，我移民後對香港社會環境不及以前熟識，漸漸此書就沒有再版。然而至今仍有不少人提起這部書，甚至說此書曾經是他的學習良伴，對此，我深感欣慰。
專欄往事
何：請陳教授談談你寫專欄的往事，你曾經在《星島晚報》「星象」版以筆名「梁山」撰寫專欄「犀象錄」，由1985年8月17日至1986年1月19日為止。後來何紫邀約陳教授把文章結集出版《不報文科》[5]。對此往事你有何回憶和感受？
陳：當時邀請我在《星島晚報》寫專欄的是文壇前輩董千里先生（筆名項莊），他是該報副刊主編。關於寫這個專欄和出書的始末，我在《不報文科》的自序〈開場與收場〉有詳細記述。
那時我在大學教書，工作雖忙，但公餘寫作只要有心，總可以擠出時間。那時期香港寫作人很流行寫專欄，可謂香港的特色。專欄文字精簡，篇幅短小，字數少則幾百字，最多千餘字，內容範圍可以很廣。從前傳統報紙的副刊不怎樣受重視，到80年代香港報紙林立，許多人以閱報為享受，受歡迎的副刊專欄吸引大批讀者，於是寫作人精益求精，作者之間亦互相觀摩，專欄寫作成為香港一段時期的文壇盛事。而我只是追隨着某些前輩，人寫我寫，當然寫的過程相當喜樂，後來我相繼在多份報紙寫專欄。移民之後，我主要在澳洲《星島日報》發表，寫了20多年，直至「澳洲星島」結束我才擱筆。
至於當時我何以用筆名「梁山」和欄名「犀象錄」呢？我在《不報文科》的自序略有談及。那時隨意翻開《爾雅》某頁，見到「有梁山之犀象焉」一句，便借用了犀象的「犀」、大象的「象」作欄名。在舊時代社會，犀牛的角和大象的牙都很矜貴，梁山這地方就有那些特產。我以「梁山」作筆名，意思絕非說自己是英雄好漢被迫上梁山。其實，我用「梁山」這筆名只是很短時間，因我發覺同用「梁山」的人不只我一個，為免重複，我後來沒有再用此筆名，寫作都是用真名居多。
關於《不報文科》這書名，我是借用了魯迅學生胡風的一段經歷。話說胡風的孫兒要進人大學，他打電話問爺爺：「我報讀什麼科好呢？」胡風給了一個沉痛的答案：「不報文科」，意思是說，於亂世文字很容易招惹是非。回看歷史確實如是，譬如清代的文字獄，很令人吃驚。因此，我以書名《不報文科》借題發揮，不是真的叫人不報文科，而是想引發有意讀文科的人思考，如何下筆忠厚，言論謹慎，亦需知道社會人情微妙的地方。我明白有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如果一時衝動，沒有深思熟慮，往往誤傷別人或引起誤會，麻煩便由此而起。的確，文字可以招禍，有時我有一種好難過的同感。在科學時代又是亂世，可能修讀理科比較安全，但亦很難說，不久前伊朗有一位頂尖的核子科學家，就是因為科學知識太厲害，他與國防科技有密切關係，結果不幸被暗殺了。所以，生死盛衰是很多因素構成的。
《不報文科》封面題字是單周堯教授的書法，他是我在港大任教20多年來最要好的同事，我很敬佩他。單教授是文字聲韻專家，近年著作《漢字漢語解碼》，寫得深入淺出，他客氣地邀請我為此書寫序，我當然樂意。所以，文人之間不一定相輕的，大家互相欣賞，適當地互相揄揚，我覺得是一件樂事。
幾十年來，我寫了50多部書，多本由山邊社出版，留下了雪泥鴻爪，當中有朋友們為我寫序、封面題字等等，特別感謝幫我出版的何紫兄，這些友誼成為我生命中甘甜的回憶，難能可貴。
《陽光之家》
沈：陳教授曾在何紫創辦的《陽光之家》月刊撰稿，並應他邀請擔任該刊顧問，對於《陽光之家》這份刊物，以及與何紫的交往點滴，陳教授有什麼回憶可與我們分享？
陳：何紫為人好學，雖然他自小家貧，不斷奮鬥，沒條件安逸地讀完整個學術歷程，但他用上許多時間自我進修，白手興家，是《陽光之家》的家，又能夠出版很多好書，自己也能寫，真是胸羅萬卷，心靈手敏。所以我很佩服何紫兄的魄力和抱負，他對文化、對朋友都充滿熱誠。最記得他飯量大，胃口很好，有時他來港大探我，我請他吃午飯，那時的他身體健壯，精力旺盛。
何紫的山邊社諧音就是Sunbeam，意思是陽光，《陽光之家》這名稱很配合他的性格，他是個爽朗熱誠的人，充滿春日的陽光。他的興趣不僅辦書店或只是出書，還有辦《陽光之家》，結合起來簡直是一個民間的文化中心，功德無量。何紫以他的親和力，團結了許多寫作人，形成一個文化團體，大家聲應氣求，真是人間美事。
何紫的胸襟和眼界亦很寬廣，沒什麼成見，不會有世間常見的框框。他無論向人邀稿、幫人出版、自己編寫，題材範圍都很廣，文史哲、社會、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有些作者跟他觀念不同、意見不一，他照樣幫這些朋友出書，可見他的胸襟。他的人緣很廣，善與人交，辦的文化事業，得到各方的幫助，非常難得。
沈：陳教授在《陽光之家》專欄「喃喃集」撰寫的文章，部分收入了後來出版的著作《刮目相看記》內[6]。你是如何構思這個專欄的？
陳：其實當時我寫專欄沒有仔細規劃，只是隨意所至，總之寫我感興趣的題材，而我的興趣廣泛，主要有語文、文學、歷史、哲理、社會，各樣皆有些。專欄雜文的特質就是這樣，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當然有些基本規矩自己要留意，例如涉及別人隱私或無從證實的事情，下筆便要謹慎，可以不說就不說。
書內有一篇文章題為〈刮目相看記〉，重讀令我很感慨。近年我的眼睛漸漸衰老，我寫此書時40多歲，當時因眼疾需要做手術，文章寫下我的治療過程，自問是苦中作樂。那時我在港大教書，港大沒有眼科校醫，於是我去中大找鼎鼎大名的眼科醫生何志平教授。做完手術後，據說手術途中儀器出現問題，結果我的眼睛沒有植入晶片，一向似乎相安無事。何教授後來還推出一本淺談眼科的著作，請我為他寫序。記得當時做完手術，常常帶備兩副眼鏡，一副看近，一副看遠，我希望視力能穩定下來，怎料隨着年紀漸大，眼睛問題繼續差下去，最近看書變得困難，將來如何便看造物主了。
《百姓》
何：陳教授曾在《百姓》半月刊撰寫專欄「歷史叮嚀」，由第92期至126期，文章乃依據歷史故事或古代寓言改寫而成，後來於1988年由山邊社結集出版，書名《以古為鑑》[7]。請陳教授分享這段寫作歷程，有什麼難忘片段？
陳：我怎樣開始為《百姓》半月刊寫專欄，還勉強記得。胡菊人先生離開《明報月刊》後，他和陸鏗（筆名陳棘蓀）合作創辦《百姓》，我蒙他們的錯愛，獲邀寫專欄，於是我參照唐太宗的一句名言「以古為鑑」為要旨，「鑑」字是鏡子的意思，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寫的就是以古人作借鏡。
文章結集後便用《以古為鑑》作書名，後來隨着何紫兄去世，這本書亦有些演變。在我移民後不久，香港中華書局陳國輝先生約我寫一本性質類似的書，於是我以《以古為鑑》為底本將之擴大，由頭重寫，成為另一本書《中國人的溝通藝術》[8]。自古以來，著名的演說或書信是很具說服力的，例如西方有著名的總統演講，中國人在這方面不讓西方專美，《戰國策》和《左傳》便記載了外交人員的口才與機智，於是我將古籍內容改寫成短篇小說，繪影繪聲。近年《中國人的溝通藝術》重版，書名副題是「錦心繡口筆生花」[9]，今次新版我提議補充原文，主要來自史書如《左傳》、《國語》、《史記》，以及子書如《韓非子》、《孟子》。我精選中國古籍裏有關口頭或書面溝通的藝術，譬如怎樣不亢不卑地說服他人，然後將文言語譯，用白話文重寫，加枝插葉，新版加入原文出處，我希望這本書可作為語文教材，對讀者有益。
總之，《以古為鑑》其實是《中國人的溝通藝術》之前身。說起來，我有些遺憾，如果何紫兄天假之年，我們多合作一段時間，也許我可以在山邊社旗下出版多幾部書。當然，精神上我永遠記得這位好朋友。
何：陳教授亦曾以筆名梁山在《東方日報》「龍門陣」版撰寫專欄「疏雪集」，後來編選部分文章交何紫出版《碧海長城》[10]。請談談你寫此專欄的緣起及出書經過。
陳：我寫作大多數用本名，只是偶然用「梁山」寫專欄。當年邀約我在《東方日報》寫專欄的是報壇前輩梁小中先生（筆名石人），現已過身，若干年前我去加拿大跟他聯絡，見面暢談甚歡。梁先生博識多才，是報界英傑，兼擅不同文體，非常生動，很有見地，所以報界是有許多生花妙筆的。
關於《碧海長城》這本書，從書名和封面可窺見那個時代背景。封面是何紫找人繪圖的。我寫的內容有些故國情懷在其中，而談論時事的雜文，代表了我當時的觀感，以後未必有相同感慨。中國四海之內，東面南面是碧海，北面民族衝突的地方有長城，碧海和長城就構成幾千年的中華歷史，由邊疆衝突漸漸到五族共和，發展至現在的局面，我作為一個讀中國文史哲的人，對這方面的感慨自然很深刻。
為《碧海長城》封面題字的是何叔惠老師，《以古為鑑》的封面也是他題字。何老師的文學詩詞、書法功夫都非常了得，他弟弟何幼惠先生亦是書法家，兩兄弟都是我很敬重的前輩。小思女士為《碧海長城》寫的序文很有心思，弦外之音，耐人尋味，我們曾經是港大同事，她在港大教了一年後轉去中大任教，一直在中大發展，馳名遠近。
大殊小異
沈：陳教授曾在文章中談及何紫，寫道「他的政治取向認同與筆者大殊，不過對國家民族文化之愛卻又很少差別」，可否與我們分享你和何紫的「大殊」和「很少差別」？[11]
陳：事實上我和何紫是大同小異，大同的是對祖國之情、對文化之愛，但由於大家成長背景不同，有小異是自然的事，即使是親兄弟，某些觀點都會有不同吧？
我其實沒有特別的政治取向，如果說取向，我就是努力探究中國文化的短長真實，中國文化當然有它不足之處，對此我從不諱言。我絕不會因為自己讀中文系，便認為凡是中國的東西一定好，我就是因為比較熟悉，自己在那個學問圈子長大，才會更加愛之深、責之切。你看過去中國女性纏足成千年，古代婦女沒有平等的教育，這是不爭的事實；再看君主專制流毒2000多年，自秦統一之後，絕對權力使人徹底腐敗，對別國人是一種文化常識，我們卻要用歷史來證明，由秦到清，君權就愈來愈厲害，結果有的一塌糊塗，害民害國。所以，不能說我們是中國人就要美言中國的一切，而是應該「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這才是真正的愛國。若果我和何紫兄有機會談論這些，大家觀點一定會更多相近。我們所認同的都是那些中國歷史文化，所愛的都是炎黃子孫，無論美的醜的我們都知道，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和何紫其實是求同存異的，明白雙方的成長環境不同，我在培僑只讀了小一的一個學期，而何紫是整個中學階段。所以，我們接受大同中有小異，保存那個「異」是無可奈何的，這也是回憶的一部分。朋友能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互相體諒已很好了，對嗎？
何：據知在80年代，有些文化人聚居半山區山邊公司附近，後來還成為山邊社作者。你認識的街坊文友中，除了何紫，有沒有哪位給你較深刻的印象？
陳：那時我跟胡燕青亦熟稔，因她以前在港大中文系上過我的課。胡燕青的文才很高，我很欣賞她，時常在課堂上讀出她的作品。後來她專修詩，曾寫專題論文比較杜甫與幾個唐代詩人的同題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她認為寫得最好的是杜甫，我亦很有同感[12]。胡燕青文武全才，既是游泳及拯溺高手，又寫得一手好文章，新詩和散文都極好，論寫作能力，她是我在港大認識的青年朋友中最傑出的一位。
胡燕青曾經住高街附近，某次我在路上遇見她，那一幕印象很深，她帶着三個小孩子，沿西邊街斜坡走上般咸道英皇書院旁，氣喘吁吁的，剛巧我在般咸道迎面見到他們，一位帶着三個孩子的母親，神態疲倦但滿有幸福感和慈母的光輝。
懷緬何紫
何：父親何紫於1991年不幸肝癌病逝，他病重時仍堅持每日寫報紙專欄，據他的文章所寫，陳教授曾多番清晨駕車送他去看病，又介紹肝科專家給他[13]。回想何紫當時患病情況，陳教授有什麼深刻的回憶？
陳：我當時只是盡朋友之義，提一些醫生名字給何紫，而且我們是街坊，剛好我懂駕車，接送乃微不足道的事。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他從國內治病回港，我到機場接他，一見到他，黯然發覺他整個人瘦了兩圈，面容憔悴。我的感受後來都寫進文章裏去，登了在何紫的遺作《我這樣面對癌病》，一篇是寫於他去世前，那時他已病重；另一篇是他去世後，表達對他的懷念[14]。
何：《我這樣面對癌病》一書收錄了父親的專欄文章，由爸爸親自編選和邀請陳教授撰序，可惜全書定稿後不足一個月，他便病逝，未能親睹此書出版。關於此書的誕生過程，有什麼令陳教授至今難忘？
陳：何紫病重時，我盡快寫好那篇序交給他，此外便不好騷擾他。大約一個月後，我收到何太的電話，驚悉何紫在那個清晨離世，我無奈感嘆，在次日凌晨，將那篇序補筆寫成另一篇，作為悼文發表在《快報》[15]。我並為《我這樣面對癌病》添寫了一篇〈後序〉，這篇文章何紫兄看不到了，希望他在天之靈知道，亦是寫給你們在世的後人，所謂「家祭毋忘告乃翁」。文章寫下來是永久的記念，我自己也很珍惜。
當時在《快報》任執行董事的陳毓祥先生，很欣賞我在該報發表的那篇悼文，覺得很感動，還請我在《快報》寫些專欄之類的文章，我寫了一段短時期。可惜後來陳毓祥亦不幸去世，是因為保釣事件。所以古人的詩有時令我很感慨，「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生老病死，人人必經。何紫兄算是有福，有這麼好的後人和朋友一直記念他，在適當的場合將他的貢獻加以表揚，這方面我很替何紫兄慶幸，而我現在能參與其中，是一件極快樂的事。
沈：最後，陳教授如何評價何紫的寫作和出版事業？
陳：事實上我之前所講的都代表了，何紫能善用生命中幾乎每一天做他的文化工作，俯仰無愧，很難得。如果他壽命長些，當然更好，但人生總有遺憾，天地哪有圓滿？再者，拜現代有印刷術，才可以有大量書籍留存下來。你想想以前只是靠手寫，保存文化已困難很多；甚至未有文字，連紙筆墨都未有之前，又如何呢？我曾經見過澳洲古時土著在洞穴內畫的畫，那都是一種心靈的波動、思想的表達，限於當時的物質條件，只能如此。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天地待何紫兄不薄了──起碼他生在現代，長於香港。那個時代的香港，比較自由開放，何紫能在這裏讀書成長，有興趣走入文化圈，做自己喜歡的事，已值得欣慰了！
曾經為文化工作認真努力過的人，天地不會辜負他的。總之，一點一滴去做由良知出發的好事，只要上天願意，自然會留存下去，自然會有人記念。當事者可能預料不到，但受惠者會永遠感激、永遠懷念，就是因着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善意，我們的文化可以存留，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
註：
[1] 何紫撰序，陳耀南著《不報文科》。香港：山邊社，1987年3月。
[2] 陳耀南《輕談淺說》。香港：山邊社，1983年7月初版。1990年10月修訂增補版。（擷芳書列）
[3] 陳耀南《應用文概說》增訂本。香港：山邊社，1985年10月。
[4] 引文出自陳耀南序，何紫著《我這樣面對癌病》（香港：山邊社，1991年11月），頁5；另收錄於《我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香港：山邊出版社，2018年4月），頁15。
[5] 陳耀南《不報文科》。香港：山邊社，1987年3月。
[6] 陳耀南《刮目相看記》。香港：山邊社，1989年8月。
[7] 陳耀南《以古為鑑》。香港：山邊社，1988年9月。
[8] 陳耀南《中國人的溝通藝術》。香港：中華書局，1996年7月。
[9] 陳耀南《中國人的溝通藝術——錦心繡口筆生花》。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
[10] 陳耀南《碧海長城》。香港：山邊社，1990年6月。
[11] 陳耀南〈陽光松柏在山邊〉，《平生道路九羊腸──香港老照片(五)》（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頁195。
[12] 胡燕青〈大雁塔的幾個高度──試讀杜甫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兼談高適、岑參、儲光羲同題詩〉，《詩風》第8卷第1期（1979年6月），頁12-20。
[13] 何紫〈淚沾眼角〉及〈進醫院前〉，《我這樣面對癌病》（香港：山邊社，1991年11月），頁13及26；另收錄於《我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香港：山邊出版社，2018年4月），頁32及56。
[14] 陳耀南〈序〉及〈後序〉，何紫著《我這樣面對癌病》（香港：山邊社，1991年11月），頁1及頁95；另收錄於《我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香港：山邊出版社，2018年4月），頁10及頁202。
[15] 陳耀南〈悼何紫〉，《快報》（1991年11月9日）；另收錄於《童心永在──何紫紀念特輯》（香港：香港兒童文藝協會、香港作家聯誼會，199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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