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層面，今天的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亂象，各種社會意識形態，無論是進口的還是本土的，紛紛湧現。儘管意識形態的多元是常態，但各種意識形態之間互相爭吵和敵視，並沒有一點點共識。同時，官方本身更缺少能夠讓多數老百姓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識形態。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但因為這是一種極其精英的意識形態，並不為老百姓所理解。儘管近年來官方也試圖拓展其意識形態的社會性，但並沒有顯著的效果。
這絕非好現象。有效的意識形態為治國理政所需，社會穩定所需，國家發展方向所需。這裏首先要釐清什麼是意識形態。為什麼說中國充滿意識形態，但又缺少有效的意識形態？有人說，就治國理政而言，有效的意識形態就是沒有意識形態。這種說法很有道理。治國理政所需要的是經驗，不是外國的經驗，而是本國的經驗。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因為大家都是人類社會，可以共享經驗，尤其是在近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國都連接在一起，並且互相影響，治國理政更需要考量到國際因素。但外國的經驗必須融合本國的經驗才會有效；如果不能有機融合或消化不良，將適得其反。治國理政的意識形態和學界所討論的意識形態，並非同一件事情。實際上，學界所說的意識形態只是對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即概念化和理論化。
從歷史經驗尋找意識形態的源泉，這是中國的傳統，主要表現在經史的傳承上。在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中，很難找到像中國那樣重視歷史經驗在治國理政方面的作用的。所以古人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句話也不斷被當代人所重複強調。歷史更是最重要的政權合法性來源，這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變化。
「經」是寫「史」的理論
中國有《二十四史》，但這裏的「史」並非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歷史。在中國政治傳統上，如何寫史是最為重要的。寫史必須以「經」為原則和指導思想，所以孔子有「吾道一以貫之」的說法，這不僅僅指孔子思想中有一個內核，而且可以指數千年歷史中的內核。在不同時代，人們對「經」有不同的解讀，所以就有「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和「十四經」之說。但不管如何變化，大家是有共識的，所包括的都是經典。放到「經史」的內容中，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經」就是寫「史」的「理論」「原則」和「指導思想」。
不難理解，許氏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儘管史官為帝王「掌書」「記事」，但其所記的事情，應當處處以「中正公平」為原則。「史」當然不好寫，尤其是當代歷史，因為皇帝都是有「私心」的，都想把「歷史」拉到自己的一邊。不過，中國人又發明了本朝寫前朝的歷史的方法，從本朝看前朝，既可以比較客觀公正，又可以吸取前朝治國理政的經驗。
只有對歷史「公正」，才能吸取有效的經驗。中國《二十四史》很明顯體現這一點。例如，清朝修的《明史》就有《閹黨傳》，記載宦官作惡之事。儘管漢唐以來都有宦官作惡，但明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清朝就很注意宦官問題。《明史》又有《流賊傳》，記載李自成、張獻忠兩位農民起義領袖的事情，他們的起義如何促成明朝的滅亡。這裏除了立場問題，對「史」的論述還是很公正的。
「經」指導寫「史」，但「史」對「經」的貢獻更重要。中國人重實踐經驗，不喜歡談論抽象的哲學與理論，人們所說的理論大都是經驗性理論，就是基於經驗之上的理論。這和今天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理論」概念相似，就是實證性的理論。從這個視角看，歷史上，「經史」是分不開的，「經」便是「史」。因此，清代史學家和思想家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中國到先秦時期沒有大家公認的「經」，到漢唐之間，經與史的分類才開始變得比較清楚。到了宋代，儒家哲人儘管非常重視經典，但仍沒有能夠決定到底有多少種「經」。王賡武教授認為，在早期，與「經」相比，「史」的用途比較明確，從華夏各民族有記錄開始，就已經有整理史料的想法和做法。之後每個朝代的法政典章、食貨、國防、地理形勢等主要的條例，都成為治國理政的構架。「六經皆史」的概念就是說明，「經」並非抽象的、玄妙的倫理道德，而是國家從歷史教訓集成的結晶。到了宋朝之後，思想家們堅持用儒家的經書作為主導思想，形成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價值觀。他們編啟蒙讀物《三字經》，教導兒童，「經子通，讀諸史」，即先掌握「經」和「子」的學問，之後才能領會諸史的深層意義。
回到今天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缺少有效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經」「史」斷裂。這裏的「斷裂」有兩層含義，第一是傳統經史和現代經史之間的斷裂，第二是經和史之間的斷裂。
《清史》至今寫不出來
就第一方面來說，《明史》為《二十四史》的最後一部，《明史》之後就無中國歷史，到今天《清史》還都沒有寫出來，更不用說是《民國史》了。當然，這不是說《清史》之後沒有歷史書了。今天有太多學者寫的歷史書，但都是學術論述，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史」。這就造成了傳統歷史和近現代史之間的斷裂。
問題在於，為什麼就寫不出《清史》和《民國史》？這裏可能涉及修史本身所遇到的困難。自晚清以來，中國開始受西方影響，不僅表現在思想上，也表現在實踐上。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改變了中國歷史數千年來的發展軌跡。此前，從秦始皇到清代早期，儘管期間有很大的變化，但都是同一個政治構架內部的變化，也就是說，都是皇朝政治。隨着西方力量的深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成一種新的歷史發展軌跡。
不過，寫不出來的主要原因還是「經」的問題，就是修史的主導思想和原則問題，大家對之沒有共識。就清史來說，之前出版的《清史稿》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所設清史館編纂清史未定稿，體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記、志、表、傳」四個部分。再者，因為時間倉促，《清史稿》事實錯誤很多。不過，事實錯誤容易糾正，屬於技術原因。《清史稿》不能成為《清史》主要是政治原因。由於編纂者多為晚清遺老，對清朝歌功頌德，貶低辛亥革命。
這裏所說的政治問題也就是「經」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方法論問題，例如史料收集方法，而是分析和評估的問題。分析和評估就必然涉及到「經」的問題。從前的做法不可行了，現代的做法又如何呢？從晚清尤其是「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學者使用不同的從西方進口的政治觀念（也就是「經」）來寫歷史，包括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人們忘記了，世界上並沒有單純的理論，理論就是歷史；沒有歷史就沒有理論。結果，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來寫中國歷史，最終都是對中國歷史的曲解。近代以來的很多史學著作已經完全改變了傳統的「史」，而是「以史適經」，就是用中國的歷史去適合西方進口的「經」。這很難說是「史」，而是政治。很多歷史概念和論述，直到今天很難理解。例如，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的封建性、有關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有關皇權等。「階級」概念也是如此，人們試圖通過用「農民革命」來論述歷史的發展。儘管農民造反的確扮演了一些的作用，但如何能決定中國歷史呢？因為往往是曲解歷史，人們很難看到真實的歷史。沒有真實的歷史，哪會有有效的意識形態？
這裏必須強調「史」在社會科學方面的作用。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就是建立在西方的歷史經驗上的，而歷史是可驗證的。西方的社會科學之所以是西方的軟力量，就是因為它是基於經驗材料之上的，而不是簡單的道德說教和空泛的意識形態。中國無法建立自己的社會科學，而只能照抄照搬西方社會科學，主要是因為中國經史的斷裂。如果沒有「史」，哪有中國社會科學？沒有社會科學，哪有意識形態？
就寫「史」的方法論而言，中國自己具有很優良的傳統。很多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歷史史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並沒有什麼矛盾。也就是說，人們有很多方法論可以使用。同時，晚清以來的實踐變化是實實在在的，也不是單純的舊史學觀可以解釋的。但這些都不能是寫不出《清史》和《民國史》的借口。人們必須看看清朝是如何修明朝史的？清朝是「外族」，但也修了高質量的《明史》。當然，清朝也是立國100多年之後才修成《明史》的，但畢竟修成了。今天離清朝滅亡100多年了，但《清史》還沒有修出來。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這應當是個說不過去的事情。
因為自晚清以來，意識形態一直主導着史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要續「史」或者建設社會科學，首先必須有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同時，寫「史」的過程也是再次確定有效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如前面所討論的，在中國傳統中，意識形態並不是抽象的理論和教條，而是隱含於一個國家的歷史論述之中的。沒有歷史，就沒有意識形態。今天各種意識形態，無論是西方進口的還是官方所擁有的，之所以無效，主要是帶有太多的道德說教和價值提倡，空洞無物，既不能在歷史的經驗中找到證據，更不能被現實生活所驗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叫老百姓相信？
說到底，有效的意識形態建設取決於「史」的論述。沒有「史」，如何解釋今天從何而來？如何論述今天執政的合法性？又如何通向未來呢？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