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上月舉行大選，自1959年獨立以來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得票69.9%，取得新加坡國會89個議席中的83席，大獲全勝。是次選舉為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後的第一次大選。有人說，李光耀一連七天的國葬禮，群眾魚貫而入、瞻仰哀悼，從這大場面看，這結果是早就預見的。然而，相當數量的新加坡人──不只落區挑戰的反對派──連人民行動黨核心人物、前外交部部長楊榮文，也表示「完全沒有預料到」。
前外交部長亦感意外
楊榮文感意外的，是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比上屆升近一成。人民行動黨於2011年大選表現失準，在很多選區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在部分集選區和單選區，執政黨與反對黨的選票差距不足5%，為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敲響警號。楊榮文那時出征阿裕尼集選區，正以45.29%對54.71%的得票率，敗給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和主席林瑞蓮領導的團隊。這幾年國內外不少目光，都在憧憬新加坡第一個上台執政的反對黨，期待一個改變。不過，新加坡人用選票宣示了，他們不想變。楊榮文相信，這是選民冷靜過後的決定：「他們雖然發覺目前新加坡確實有問題，但仍是個美好的國家。」新加坡美好嗎？從今日香港望向彼岸，不少人確有同感。起碼，不用顧慮住屋問題。
新加坡角度看香港
很多評論喜歡比較新港雙城，上至宏觀經濟、金融地位，下至房屋政策、優才計劃，逐一比對。為何超過九成新加坡人能擁有自己的物業？為何專才都選擇長居新加坡而棄香港？新加坡經濟發展會否拋離香港？我們習慣用香港人的角度出發，看到的是土地問題、中港矛盾、新港競爭。楊榮文身為新加坡人，卻看不到香港缺乏土地，反而羨慕香港有個中國，冀望與香港合作。
楊榮文在新加坡敗選後，轉到香港擔任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主席，後又被特首梁振英邀請，加入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轉眼來港已三年半，見證香港近年的大事，他會如何比較雙城？「香港與新加坡有很多共通點：企業互相投資、人民彼此往來。兩地是互相緊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只有主權不一樣
他跟記者逐項比對，「一、我們都受（英國）東印度公司影響；二、同是華人為主的社會；三、亦是前英殖民地，行英國制度；四、今日都是高效率的國際金融中心。談到大學、醫院、社會福利、住屋，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確實，新港兩地在土地面積、社會發展程度、人口方面亦相當接近。「記得金融海嘯後，在某個場合見到曾蔭權，我說為何兩地政策不同，結果卻是差不多？他說是因為文化。我同意，那是比政策理念更深一層的。」如果要找兩地的分別，他認為只有主權：「新加坡位處東南亞中間，獨立而自主；香港則實行一國兩制，其他都不太有分別。」
制度使特首地位弱
話雖如此，這個分別卻相當關鍵。今日新加坡實行西敏制（Westminster System），國家總理是國會多數黨領袖，因而可以在國會內主導法律的制定，實現政府的意志；而香港的制度由殖民地過渡，特首是根據《基本法》由選舉委員會選出，再由中央政府任命，在任期間不能為任何政黨的成員，因此於立法會較難獲得多數支持。楊榮文指出，這就帶來認受性問題：「特首選舉是有限制的選舉。立法會議員得到過萬選民授權，現屆特首卻只得689名選民授權，議員便自覺比特首有更高的政治認受性。領導不只是法律授權，而是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只要特首不是直接由公眾選舉授權，認受性便永遠比議員小，政治上的地位很弱。」
與梁振英20年交情
楊榮文與現屆特首梁振英相識已20多年，那時他剛從軍隊退役，當選國會議員，李光耀派他出訪香港，他在那時便認識梁振英。「我認為他是個很認真的人，不怎麼說寒暄話，每次談話皆是認真討論，不會只喝杯酒、吃頓飯。」楊榮文欣賞他於2012年特首選舉的表現：「他說的『民生無小事』很重要，那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你不能只做大事，你所做的最後必然要為普通市民好，他們會感受到。這不代表他們要你做的，你都做，而是讓他們信任你。在那次選舉，即使唐英年最初是大熱，他靠爭取公眾支持，令選委會的人改變看法，我有很深印象。」
建議善用社交互動
然而，梁振英上任三年多以來，民望每況愈下。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其最新評分為39.2，支持率淨值為-42%，比前兩任特首都低。楊榮文認為，他缺乏政黨支持，政策倡議亦在立法會孤立無援：「在新加坡，若是較難通過的法案，政黨會在每區落力解釋因由。香港沒有執政黨，訊息要如何傳遞呢？立法會議員沒必要聽你的，傳媒報道也一般會找自己的角度，而不是直接傳遞你的訊息。」新加坡政府及國會議員都懂得運用互聯網作宣傳工具。楊榮文以前寫博客，今日轉用 Facebook，訂閱者已近95,000人。他建議梁振英善用社交平台：「建立一個推動政策宣傳的平台，陳述你的願景，將人們團結，並讓他們看到未來和希望。」
政府未能提出願景
今日政府處處受到挑戰；港人迷惘，望不見希望。特首不獲認受，拖慢整個政府架構的運作，難以畫出長遠的治港藍圖。「現在的系統讓任何政府都難成大事。我剛進經濟發展委員會時便說，如果前港督衛奕信沒有發展赤臘角，仍舊用啟德機場，今日的香港會是怎樣？1990年時玫瑰園計劃受到許多質疑，但只是相隔25年，赤臘角已經不堪負荷。如果我們不做好這些大事，15年後香港就會很糟。」楊榮文認為，香港並不缺地。「香港預留給郊野公園、農地等用途的土地，比整個新加坡還要大。新加坡有海軍、空軍基地和軍事訓練用地，但感覺上空間還是比香港多。香港確實是多山，但這裏的土木工程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怎會缺地讓人民安居？對我來說，這是個不合理的結果。」
雨傘運動是過程
不合理的系統，產生不合理的結果。楊榮文指出，問題不在於政策理念，也不在行政人才，而在於政治：「若有直接選舉，候選人就憑政綱說願景，爭取支持。贏了，便實行，這就是民主。」這難道不就是香港人想要的普選嗎？去年歷時79日的雨傘運動，楊榮文也親身到過金鐘佔領區，對年輕人的印象不錯。「那時我跟生意夥伴一同去觀察，見到學生互相合作，定時清理地方，維持佔領區乾淨；他們知道自己在佔領區的義務。對我來說，香港年輕人很好，這是佔中以外的方面。」他將整場運動看成一個過程，「社會需要改變、進步。新加坡在50年前獨立，有足夠時間發展本地政治文化，而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是近年的事。我認為今日我們見到的正是香港政治文化，在一國兩制中的改進過程。」
新港關係如牛津劍橋
有人認為改進，也有人反認為是破壞。有不少評論指，新加坡樂見香港經濟受政治拖累，坐收漁人之利。楊榮文又如何看？「我曾與衛奕信談過這個問題，結論是新港關係，合作多於競爭，互利帶來的機會比取締對方大。就像劍橋與牛津，其中的競爭被誇大了，實際上主導的是合作關係。如果香港經濟下行，新加坡可能在短期內獲益，但長遠卻會損失慘重。」楊榮文關注新加坡的利益，慨嘆香港年輕人看不到中國好的一面：「在新加坡，我們沒有另一個國家這樣支持我們，香港卻有源源不絕的增長動力。我很清楚中國有文革、六四，港人怕共產黨，有很複離的情緒，但始終他們都是中國人，這是團結的核心。有同樣的祖先，都有被列強欺凌的經濟；一同強大起來，重新獲得尊嚴。」
2047後的《基本法》2.0
在楊榮文眼中，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會否受破壞，而是2047年後會如何，一國兩制是否仍存在。他認為，2047年後將有《基本法2.0》，不過，「那不再是倫敦與北京的決定，而是香港與北京的決定，是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決定。」他擔心，若港人與中央關係惡劣，《基本法》2.0版亦不會「好」（won’t be good）。「制定《基本法》，由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到1997年回歸，花了13年才做好。如果從2047年倒數過來，2034年就是一個期限，那麼現在就要開始討論。」楊榮文笑說，「我到時可能已不在，但我們的孩子還在。那時的體制如何影響他們，對我來說是最核心的問題。」
為世界製造問題及機會
談未來，楊榮文相信中國將會成為一個”very great country”。「因為她很特別，世上沒有另一個國家有如此龐大的族群。漢民族在基因上有不同，東、西、南、北都不同，但他們相信自己是一個種族，相信自己是炎黃子孫，有同一個歷史。」與之相對，歐洲人各自有自己的歷史，今日的英國人與法國人，沒有誰會認為彼此是同胞；也有各自的語言、文學。「而因着這個信念，中國每次統一全國，就會強大起來，不論是劉邦、朱元璋，都會幹一番大事。」他相信，中國會給世界製造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她也會繼續為世界製造更多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