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與未來

中國文明對「史」有其非常特殊的理解，「史」絕非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史學。實際上，沒有一個文明像中國文明那樣重視史了。筆者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史」是西方意義上的「法」的內在一部分。在中國，很難找到西方意義上的「法」。

「法」、「史」、「禮」

從嚴復開始，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西方意義上的「法」作了不同的理解，認為西方意義上的「法」至少包括儒家的「禮」和法家的「法」。這完全可以理解，西方意義上的「法」是一種由規則組成的體系，經由社會組織來實施其強制力量，規範個人行為。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法家的「法」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那麼儒家的「禮」便是針對統治精英的。

不過，這裏還應當加上史家的「史」。「史」對精英行為的約束並不亞於「禮」。一方面，中國文明一直有「以史為鑒」或者「以史為鏡」的傳統，這裏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就是要以歷史經驗或者案例來指引或者規範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歷代統治者也都會非常介意「史」家如何寫他們的歷史，「歷史怎麼說我」，所謂的蓋棺論定就包含這個意思。

「史」須持中，指引未來

對「史」，歷史上有很多非常屬於中國的解釋。許慎《說文解字》中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顧野王在《玉篇》中解釋道，史，掌書之官也。《周禮．天官．宰夫》中說，史，掌官書以贊治。

史學家顧藎臣則說，所謂史者，乃古代為帝王掌書記事之人。「史」之為職，他手中所書記的事情，應當處處以中正公平為本，故其字從又，持中。又，便是右手之「右」，人用之以書記事物的；書記事物而能不失其「中正」，這才能不負「史」之名。很顯然，這裏先人們都強調「史」的公正性，具有公正性的「史」可以規範人們的行為和指引未來。

國亡史存，統治者也承認「史權」

中國有二十四史。在這二十四史中，最後九部正史記載了從唐朝到明朝的歷史。史學家楊聯升在〈中國官方修史的組織：唐朝至明朝正史編修的原則和方法〉一文中說，二十四史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即每一部正史都是在隨後的朝代內修編的，「國亡史存」這一原則在歷史上始終沒有發生變化。今朝彙編前朝的官方歷史，表明後朝對前朝直接或者間接的承認。

因為「史」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史家逐漸發展出一種近代以來人們稱之為「史權」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包括皇帝在內的統治者也是承認的，儘管有些時候顯得並不那麼樂意。這種情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多見。

元朝學者王鄂在一封請求編修遼史和金史的奏折中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書，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世而可公估也。」1639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告訴有關官員說：「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清朝康熙皇帝在給史館的一份詔令中就強調，應該公正地編修前朝的歷史。

修史艱難，帝王以史為鑒

對今朝來說，儘管修史有其他種種原因，但「以史為鑒」或者「以史為鏡」則是最主要的。楊聯升說：「以史為鑒這一原則，可以追溯到古代。對於九部正史來說，主要用於偶爾的參考，而不是用來通常的閱讀材料，並不在對普通老百姓的教化作用，而在於對統治者的提醒作用」。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毛澤東從前就說過，中國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史，而非人民的歷史。中國的史家寫史是給皇帝和統治階層看的，而非給老百姓看的；同樣，皇帝強調修史也是一種自我提醒和警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具有法律的功能，類似英國的不成文案例法。

也正是「史」具有這個功能，如何修史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左傳》一書中就記載了好幾位引秉筆直書而犧牲了生命的史家。對史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公正和客觀。記錄歷史事實最為重要，評介歷史反倒不那麼重要，因為中國人相信，歷史自己會有最好的評介。

司馬遷確立「多實錄、少評論」傳統

司馬遷的《史記》被漢代的學者稱為「實錄」，這是史家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因此，史家的獨立性被視為十分榮耀的傳統。正是因為這種獨立性，近代以來史家把這種獨立性稱之為「史權」。的確，如果就對統治者行為的影響力來說，中國歷史上沒有比「史家」這個群體更具有權力的了。

不難理解，這種權利往往是以史家的犧牲為代價的。不過，歷史上，人們也發展出了試圖減少這種犧牲的方法。例如，為了解除那些負責記錄皇帝言行的史家之憂，中國史學中有一種傳統，要求皇帝不閱讀其本人在位時期的「起居注」。

歷史是由事實組成的，而事實只要發生過，就不會消失，因此歷史就是對歷史事實的記錄，即「實錄」。不過，對事實的解讀和評估會發生變化，不僅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解讀和評估，同一時代的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評估。司馬遷因此確立了「多實錄、少評論」的傳統。二十四史充分反映了這個傳統。儘管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史，記錄的卻是事實。

近代「經史」脫節，「實錄」傳統消亡

但近代以來，這一傳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二十四史當然不可避免會受政治影響，但「重實錄、少評論」的這種傳統賦予史家很大的空間來記錄歷史。不過，近代以來，中國史學出現過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情況，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來寫史、解讀史。這種趨勢導致了幾個對史學來說是致命的後果。

傳統史家所強調的「實錄」傳統正在消失，近代以來的史變成「重評論、少實錄」。更為重要的是，評論中國歷史本身的不再是傳統的「經」，而是從外國進口的「經」，即各種「主義」。

傳統上「經史」具有一致性，但近代以來「經史」脫節。這種以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為先導的方法很難解釋中國歷史。直到今天，連清史還沒有寫出來。清史沒有寫出來並不是事實是否清楚，而是政治立場問題。民國完成的《清史稿》被視為有很多事實錯誤。但如果只是事實錯誤，並不難糾正。真正影響清史寫作的顯然是政治問題。

修史須考慮西方因素，中西史學可兼容並蓄

另一方面，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愈來愈深。這個事實也表明寫中國歷史必須考慮到西方的因素。不過，如果是着眼於事實的，這個歷史也並不難寫。只有在事實層面，人們才能達到共識，而共識是寫史的基礎。

西方史學也有其優勢，各種現代史學方法幫助人們多方面地思考和分析歷史，也可以從各種分析中得到有意義的啟發。用各種科學方法來解釋歷史，這和中國的傳統也不是那麼衝突的。例如，中國的考據學傳統也是力求從多方面接近和還源歷史的事實。

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史學界

但很顯然，影響中國史學界走上歧途的並非這些科學方法，而是政治意識形態。一旦把重點放在政治意識形態，歷史事實就變得不重要了，而解釋和評介變成了歷史的主體。

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借古諷今的傳統，但現在的借古諷今的方法和傳統的已經大相徑庭了。傳統上的借古諷今就是「以史為鑒」和「以史為鏡」，類似英國的不成文法傳統，從過去的案例來觀照現實。而現在的借古諷今已經儼然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反映。

當代史須公正持平，史學界應堅持獨立傳統

前代史寫不出來，當代史更難寫。因為過近，人們就很難對某一事實或者人物下一個結論，或者下一個公正的結論。政治人物因為有政治需要，需要對發生的事實或者過往人物做一評論，即蓋棺論定。但即使是這樣，也必須做得非常公正。

這一點表現在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上。鄧小平是極具智慧的，他不僅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區分開來，而且把毛澤東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作為也區分開來。對鄧小平來說，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整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本人的思想無疑是主要的，但也加入了毛澤東這一代人的思想。

而毛澤東作為一個凡人，犯錯誤也在所難免。鄧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澤東一生的功勞，而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加以否定了。不過，即使這樣，鄧小平也並沒有把文化大革命歸之於毛澤東一人。

如果政治人物有政治的需要，史學界則應當堅持自己的獨立傳統。不過，很遺憾的是，這種傳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舉一直具有非常敏感性的文革研究來說，當代的學者（包括史學領域）最熱衷的就是評介文革，糾纏在無休止的「否定」和「肯定」的爭論之中。如果是像傳統那樣「重實錄、少評介」，研究者勢必獲得更多的文革研究空間。但如果是「重評介、少實錄」，或者尋找「實錄」就是為了「評介」，文革研究勢必和現實政治發生衝突，而這勢必縮小研究者的空間。

史家不需為政治服務，實錄消失後果嚴峻

前段時間發生了中學歷史教科書修改有關文革內容的事件，不能不說令人遺憾。如同傳統史家所相信的，很多東西讓歷史去做結論，今天的研究者不必那麼着急跟着政治人物給歷史下結論。跟着政治人物對歷史下結論無疑等於放棄「史權」，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而變成了政治的附屬物。尤其是對文革，既然鄧小平這一代政治人物已經下了一個「集體的結論」，為什麼現在急着要改變這個結論呢？即使政治人物需要，但研究者並不需要。

鑒於歷史對中國未來的重要性，史必須延續，而今天「史」的局面很不樂觀。除了各種不同的基於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之上的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意見之外，實錄正在消失。而這種實錄傳統消失的後果，遠比不同意見的消失更為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