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題為〈時務報與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載《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第2期（1972年），頁61─73。本社將分三篇刊出，以下為第三篇。
《時務報》開創新時代思想和風氣
《時務報》每期銷售既達萬餘份，較當時甚有影響力的《萬國公報》的銷行數字，還要超過三倍；（註1）而影響之大，殆咸過之。更重要的，《時務報》實在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思想和風氣，引起新學人士思想的急劇轉變；具體地說，它一方面促使各種學會的組織和學堂的成立，一方面推動了各地報刊的勃興。（註2）
由於《時務報》的風行，「四方新學士子喜康梁之議論新穎，群相呼應，起而組織學會討論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註3）每會均出版刊物以發表意見，致使維新運動頓呈現極活躍的現象。維新派既肯定「欲救今日之中國，捨學會末由哉！」而「此風益盛，實中國剝極而復一大鍵也。」（註4）《時務報》亦每刊登各學會敘及章程，（註5）並於第38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起闢「會報」一欄，「專記會中各事，每冊附一二葉，有則錄，無則闕。」（註6）無形中成為各學會活動的介紹中樞及凝聚的力量。
各地雜誌的出版也盛極一時，且以《時務報》為圭臬。光緒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在澳門出版的《知新報》，原擬定《廣時務報》，即為一例。（註7）唐才常等在長沙主編《湘學新報》（後改稱《湘學報》），又出《湘報》日刊，文字稍較淺近，「義求平實，力戒游談，以輔《時務》、《知新》、《湘學》諸報所不逮；亦以使圓臚方趾，能辨之無之人，皆易通曉。」（註8）天津方面，嚴復、夏曾佑等發行《國聞報》遙相呼應，嚴譯赫胥黎《天演論》即在該雜誌上刊登。此外有《經世報》、《新學報》、《集成報》、《萃報》、《求是報》等，汪康年又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1898年5月）另出《時務日報》，以記載中外大事、評議時政得失為主。
梁啟超在報館時，曾着手編纂《西政叢書》，光緒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在上海出版，內分史志、官制、學制、公法、農政、工政、商政、兵政入門，凡書32種，是宣傳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重要書籍。六月，與汪康年、麥孟華等發起成立不纏足會，倡導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禮俗，「未幾海內同志入會者甚眾，各處紛紛設立分會。」（註9）為中國報刊領導社會運動，促進社會改革的濫觴。
八、九月間梁氏復與康廣仁等集股創辦大同譯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主，而次以藝學。（註10）出版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及《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書十餘種，大型著作則有《經世文新編》。之外，又與上海電報局總辦經聯珊創設女學堂，「辦理宗旨欲復三代婦學宏規，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註11）凡此，都不能不說是貫徹〈變法通議〉的主張。
自梁氏入湘後，報事由汪康年主持。至光緒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康有為謀改《時務報》為官報，而以梁啟超督辦其事，乃由御史宋伯魯上奏；諭交孫家鼐核議，覆奏改以南海為督辦。（註12）時康、梁等實亦有整頓報事的職志，更欲借此壯其聲威，擴大變法維新的宣傳。
汪康年接諭，即在《國聞報》上刊載啟事，以《時務報》既奉旨改為官報，「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故從七月初一日（8月17日）起，謹遵「據實昌言」之諭，改為《昌言報》，延梁鼎芬為主筆，另行出版。一切體例，與《時務報》相同，翻譯諸人亦仍其舊。所持理由，則謂《時務報》款項「係由眾人集捐而成」，故「商款仍歸商辦」。（註13）所繳出者僅報刊名稱及印信而已。康、梁等遂指汪氏據而不交，由此而有報館移交問題的爭執。
梁啟超復以汪氏所刊告白自據創辦人之地位，早有攬為私產的打算；又有「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視彼若僱工，故撰〈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刊於《知新報》，展開筆戰。言論界多袒汪氏，亦有偏康、梁者，雙方雖各運用政治力量，但終未能解決。不久政變發生，康、梁逃海外，慈禧太后訓政，於八月十一日（9月26日）下諭，以《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註14）《昌言報》旋亦停刊。
計《時務報》自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出版，而終止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前後維持兩年，出報69冊。（註15）是戊戌政變以前，維新人士所創辦諸刊物中，為時最長的一份。
《時務報》的功效實在不可忽視
《時務報》創始，開宗明義即謂「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註16）報刊的功能在於造成輿論，由輿論推動政治以促進變革。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雖有其他重要的政治背景。但開通風氣，《時務報》的功效實在不可忽視。張之洞〈勸學篇〉中，有一段描述這時期的文字：
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運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行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籥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註17）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學會和報刊構成戊戌維新的政治基礎，促使變法的實現，同時也影響了戊戌新政的內容。舉例說，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新政的重要成就，而「大學堂之前身為官書局，官書局之前身為強學會。」（註18）又如改《時務報》為官報，原因亦正基於其影響力的深厚，欲借此為媒介，擴大變法宣傳，使各地奉行新政。
但是，《時務報》辦理不久，主事者梁、汪之間已有意見存在，加上一班名為倡議新學、實則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從中阻撓，大大加深了彼此的隔膜。（註19）及至變法實施，康有為等主張改報為官報，致與汪康年互相攻訐。「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註20）充分說出維新變法失敗的關鍵。
從整體的考察，《時務報》不失為一時代之代表，且醞釀了有自覺性的新知識群之由出現而普化，而這新知識群成了此後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革的中堅。
有一事復可注意者，在《時務報》上撰寫論說、倡議維新變法諸人，如梁啟超、徐勤、麥孟華、歐榘甲、汪康年以至章炳麟等，戊戌政變後在言論界中仍居重要的地位，或集而宣揚保皇、立憲之說，或轉向鼓吹民族革命思想，對於清末政治思想的演變，一直起着領導及推動作用，而《時務報》至少是這連串演變中一個關鍵性的環節。
註1：《萬國公報》銷數在「三千六百份至四千份」間，見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本第9卷第108冊（光緒二十三年），頁16。
註2：記載戊戌變法前學會和報刊的文字，有梁啟超〈強學會封禁後之學會學堂報館〉見文海影印《戊戌政變記》，中華版刪去。）及《戊戌履霜錄》〈二十一省新政表〉中所列學會、報館名稱。較有系統整理的著作：（1）《中國報學史》第4章〈民報勃興時期〉；（2）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清季重要報刊目錄〉，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3）王爾敏〈清季學會彙表〉，見王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1969年自印本；（4）湯志鈞〈戊戌變法時的學會和報刊〉，見王氏著前引書。
註3：《中國報學史》，頁123。比較重要的學會，如長沙南學會、時務學堂、衡州任學會、北京知恥學會、蘇州蘇學會；其他如算學會、質學會、晨學會、格致會、化學會、不纏足會、蒙學會等。
註4：梁啟超〈會報敘〉，《時務報》第38冊附，會報頁1a。
註5：如第16冊〈戒纏足會敘〉，第23冊〈農會報敘〉，第25冊〈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第31冊〈廣仁善堂聖學會章程〉、第33冊〈蘇學會公啟〉、第38冊〈醫學善會序〉、第40冊〈知恥學會序〉、第51冊〈南學會敘〉等，多皆出於梁啟超之手。
註6：同註4。
註7：《知新報》由康廣仁等為經理，徐勤等為主筆。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廿一日梁啟超在澳門致汪康年函，謂中含二義，一為推廣《時務涅》之意，其二乃係廣東之《時務報》。（此函過去未曾發表，首先湯志鈞書，頁267─268，註87）其報「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時務報》第15冊曾刊登〈廣時務報公啟〉及第19冊〈澳門知新報出版延期告白〉，並協助其發行事宜。
註8：唐才常〈湘報序〉，見《湘報類纂》一（台灣：大通書局影印本），頁1b─2a。
註9：汪頌谷〈任公事略〉，引自丁文江編《梁年譜稿》，頁38。
註10：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時務報》第42冊（1897年10月），頁4a。
註11：〈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時務報》第47冊（1897年12月），頁7b。
註12：參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56~57。湯志鈞前引文對《時務報》改為官報的緣由，引用多方面及新的資料作出解釋，不另贅言；見《戊戌變法史論叢》，頁235─240。
註13：見《中國報學史》，頁133─135。
註14：《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427卷，頁2。華文書局影印本。
註15：華文書局影印《時務報》，自創刊號至第56冊（1898年4月），以後各冊未見。
註16：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時務報》第1冊，頁1a。又〈國聞報緣起〉：「《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同本系列文章之二的註9）同時期出版之刊物，大抵不出此宗旨。
註17：《勸學篇》外篇，閱報第6，頁16b，文海影印本。
註18：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辭〉，《文集》之29，頁39。〈蒞北京大學歡迎會演說辭〉。
註19：〈創辦時務報原委記〉謂汪康年「自命維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經常誹謗攻擊黃公度、康有為等。殆非言出無據。見《中國報學史》，頁137─138。
註20：《戊戌履霜錄》第1卷，〈政變月紀〉，頁18b。
《時務報》與戊戌維新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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